互联网失去豁免权

越是靠近基础设施级别的公司,就越是需要承担与之分量相称的社会义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阑夕(ID:techread),作者:阑夕,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一度有些怀念那个大佬们异口同声的喊着互联网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再也不会有新的种子破土而出,强者恒强的剧本更是提前付梓,乌镇饭局觥筹交错,新贵齐聚谈笑风生,每一个人都无比确定地知道自己的势力范围,也精准到毫厘之间站好了自己该站的队。

其实也并没有过去多少年,或者说很难划出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来将此前和此后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在宏大叙事的记录光谱里,厚重的历史感被折叠成书页,以令人应接不暇的速度翻篇,就像菲茨杰拉德描述盖茨比之死——“他一定会感悟到他已经失去了旧日的那个温暖的世界”——再愚钝的互联网公司也该明白了,那种仗着新物种的身份而享有免于监管的宽容将不再是理所应当的了。

游戏规则一经改写,从市值到定位,从融资到上市,从GR到PR,所有地方都需要被彻底的重估一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尺度里,秩序将高于竞争,责任会平衡增长,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拉锯,也要重新回归。

至于当代年轻人的闷爽当然是溢于言表的,资本家遭受敲打的转折,在任何时期都是喜闻乐见的桥段,从“上班摸鱼、带薪拉屎”式的消极抵抗,到“你不体面,有人帮你体面”式的外力介入,事实证明,调教资本主义这件事情,还是得请资深和专业的来。

于是就有了年轻人们兴奋地在弹幕里打出:“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

“资本家”这么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词,搜索热度近年来水涨船高

在字节跳动向员工投票调研是否取消大小周的新闻底下,有人发出了一个注定无法得到回答的质问:为什么明明公然违反“劳动法”的制度,你们讨论的却是要继续还是保留?

换句话说,哪怕是互联网大厂里的高薪员工,也逐渐厌倦了增长至上主义的叙事模板,当挣钱不再是保障生活品质的唯一要素,那么本来很多天经地义的逻辑,也都值得再问一次“为什么”。

比如为什么外卖配送时间能够要求到精确到秒的程度,比如为什么“996”的透支加班可以常态化的运转,比如淘宝的链接在微信里为什么怎么就是无法直接打开,这些质疑曾被长久的掩埋在毋须多言的环境里,这环境崇尚胜利与成功,如同犒赏斗兽场里浴血搏杀的勇士那样犒赏衣冠楚楚上台敲钟的赢家,然后用股价和名利堵住不符合商业准则的怀疑。

现在,这一套行不通了。

在宏观趋势里分辨有效信号时,有这么一句话经常被人提及——“我们总是容易高估短期的变化,同时低估长期的影响”——那么,在依然承认这一轮的治理行动并不在于惩罚目的之后,互联网产业的市场模式会被倒入一个什么形状的容器里重新浇灌,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这里又要把努力保持低调的马云老师请出来了。

马云在很多次的演讲里,把互联网的未来比作是“水电煤”一般的存在,在如此进行类比的时候,无论是台上的他还是台下的听众,可能都不曾意识到这么一种修辞其实多么不妥。

但这也称不上是他一个人的草率,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都在热衷于同样的叙事路径:应用层的产品竞争已经结束了,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将是如何成功地扮演基础设施。

什么是基础设施?简而言之,就是资源的分配者,而不再是价值的创造者,你可以做一款应用,但是你的应用必须跑在我的生态系统里,用着我的服务和算力,倘若离开了平台,你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百度字节无一例外——都在布局所谓的“小程序”,也就是追求一站式的流量循环,滴水不漏地把用户留在自家池子里。相比过去的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本就造就着“孤岛化”的产品格局,而“小程序”这种发明,更是连孤岛都舍弃了,直接通过寄生系统取而代之。

“小程序”也许确实方便易用,但它对于巨头的真实价值在于能够接管用户的生活数据,并及时洞察潜在的竞争对手出现——拼多多最早就是因为在微信里的分享次数增长过快而被腾讯注意到并投资的——然后用钱去把风险砸掉,把对手变成友军。你当然可以说,这和往日大公司见一个抄一个要文明多了,但是由此造成的畸形影响,其实相当深远。

像是猫眼电影或是同城旅游这样的应用,来自“小程序”的流量占比已经超过了80%,它们对于平台的依赖程度,以及在数据层面的共享细节,都不算让人放心,而这种和微信的深度捆绑,甚至还要比在手机里预装应用的做法更加难以摆脱。

在腾讯平均七天投资一家游戏公司的报道底下,有腾讯的同学不无委屈的诉苦,认为媒体指责腾讯在游戏领域的垄断是张口就来的复读,因为每当“原神”“万国觉醒”“摩尔庄园”这样的现象级游戏爆红之日,还是这些媒体在替腾讯反思为何错过。

“我们要是真垄断了,又怎么会有这些漏网之鱼呢?”她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上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然而事实是,包括盛大(盛趣)、完美世界、巨人网络在内,愈来愈多的昔日竞争者,都在争先恐后地将游戏交给腾讯代理发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接入微信和手Q两大流量入口。

这就是分配的力量,并不是说腾讯就不能去代理发行其他厂商的游戏,而是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本质是去竞争化的,最终催生出了本应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一个比一个急着投怀送抱的奇异现象。

电商行业备受诟病的“二选一”,也带有相似的原罪,令商家感到巨大压力的,是来自平台挥舞着分配权力的威逼利诱,而非真正基于服务品质的选择困难,先把市场扭曲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再说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样的逻辑已经站不住脚了。

的确,腾讯是错过了“原神”,阿里也没能遏制拼多多的崛起,这既说明了在互联网行业形成实质垄断的难度太高,也凸显出了身为挑战者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或是积累:

“原神”的开发商米哈游是因为前作的现金流足够稳定,才有多次拒绝腾讯投资入股的底气——“毕竟不缺钱”——而拼多多则是彻底倒向腾讯,交出了除老板黄峥之外的第二大股权,才得以在阿里染指不到的微信生态里发起奇袭。

不能因为地板裂缝里长出来的树木葱绿茂盛,就看不到在肥沃的土壤上铺满大理石的畸形。

2021年,中美两国的科技巨头们开始分道扬镳

根据Bloomberg的统计,以今年2月的高点为始,中国的互联网上市公司(包括美股和港股)累计已经蒸发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市值,这象征着资本市场对于监管落地的预期回调,也为这些年来巨头们超额攫取的规模体格做了一次量化处理。

不该你拿的,你得吐出来。

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背后,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已经能在多个细分垂直行业形成极高集中度的现实,乃至复现了洛克菲勒在一百多年前的未竟之业,当腾讯和阿里的市值尚且追不上Facebook和亚马逊之前,它们所在的行业却早就把CR8指数推到了70%以上。

消灭竞争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向下渗透,只恨手不够长,连柴米油盐的生意都想“重构对齐全链整合”,以致于在海外同行发射火箭探索太空的时候被拿来虚空打靶,真的不冤。

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迷恋“水电煤”的定位,是因为这有着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某种合法性,现代经济学认为,供水、电力和煤气这样的资源市场,由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由单一企业来提供服务的社会成本是最低的。

简单来说,就是倘若一座城市有几十家供水公司同时经营,那么势必从房屋建筑开始,就要考虑在墙体里放下几十根来自不同自来水厂的水管,这会推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所以不如由政府来承担这种基础设施的运作和维护。

只是互联网公司只看到了作为基础设施的垄断合法性,却有意无意的省略掉了基础设施同时具有强烈公共属性的特征,这可不是简单标榜自己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就能糊弄过去的事情,往严重了说,它是现行的股东有限责任制没有办法兼容的选择,也和利润有着天然冲突。

美国镀金时代的“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在被问到会不会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开通一条铁路线的时候,说出了一句次日登上各大媒体头版头条的回答:“该死的公众!”

后来发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美国联邦国会得到通过,大亨们的帝国被拆得七零八落,少数尚存远见的赶紧转型慈善家,捐学校修医院,在历史上留了一个不坏的名声,更多的则带着怨恨进了坟墓,财富亦被子孙挥霍殆尽。

不过,尽管拆分的声音也在当今的社交媒体上不绝于耳,但这其实是一个几乎没有操作空间的选项,不仅是肢解互联网公司没有先例,还有数据这种东西和传统的资源不同,很难按照物理范围进行切割。

很多人觉得拆分商业巨头才能解气,作为情绪发泄倒也不无来由,只是现实世界的运行原理往往和怨恨中的不同,拆分作为惩罚手段可能不太适用于互联网产业,或者说,互联网公司甚至都在主动拆分业务,把集团控股战略执行到底,无论是腾讯、阿里还是京东,都已经在不断拆分公司,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让拆分出来的项目独立上市,券商资本亦是乐见其成。

最可行的方案将是分级监管,无论是以用户规模还是市场估值进行划分,不同级别的互联网公司,必须受到不同细则的监管措施,换句话说,越是靠近基础设施级别的公司,就越是需要承担与之分量相称的社会义务。

这种监管最终会体现在合规成本层面,在大多数行业,监管属于固定成本,体量越小的公司,合规成本的运营反而占比越高,而体量越大的公司,反而容易解决监管,从某种意义来说,被互联网公司钻到的空子,正是这一点。

中国市值排名Top 10的民营企业里,互联网公司占有7席(来自胡润中国的2020年报告)

在这些动辄掌管数亿用户生活行踪的平台身上,再用一家零售商或是工厂的监管标准去要求它们,是远远不够的,一家石油公司无论多么强大,它也不知道一名在加油站消费的顾客喜欢什么口味的辣条,但是凭借SDK的接入,任何一个App都有机会比你还要了解你。

所以才有人说,赛博朋克作为一种文艺创作潮流逐渐失宠,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科技的向内发展已经超出了小说家们的想象,从群山里彻夜不休的矿场,到刷脸才能取卫生纸的公厕,不需要光怪陆离的软件渲染,我们的世界早就被染上了那层不真实的色调。

是时候让这一切慢下来了。

1986年,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刊发了周为民教授起草的报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前面那八个字,也出现在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

现在回头来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定调,既在体制层面与“大锅饭”这种极端平均主义进行了切割,也拉开了中国经济一路狂奔的序幕,拥有财富也不再是不可告人的肮脏秘密。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按剧本发生的。

林毅夫在2007年的时候和周为民一起参加了“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他讲了一个在经济增长的趋势下穷人的收入速度增长会比富人更高的理论模型:

“穷人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劳动力,我国这个阶段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贵,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生产区段,多发展这样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在国内国际市场当中,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同时会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创造的利润和经济剩余越多,资本的回报会最高,经济剩余用来作为积累的会最多,资本积累的速度会最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工资的增长就会快于资本的增长。”

道理好像都对,可惜就是事与愿违,至少,西南财大在搞了那个和统计局的数字大相径庭的基尼系数之后,也并没有多大的后果,贫富差距这件事情固然有它的敏感性,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这口源于结构性的锅当然不应该只由互联网公司来背,然而它们在汲取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却又在增进公共福祉方面所做甚少,就像林毅夫在十几年前相信劳动力将会变得比资本更加稀缺的原因时并没有预料到互联网公司可以在双边市场里收取名为流量的“铸币税”,让大家都为它打工。

资本的流动性创造了更多的造富机会,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却使自己失去了议价权,你觉得今天可以跑美团,不开心了随时可走,明天又可以去饿了么,这样很灵活很自由,殊不知正是如此机制,让你完全决定不了自己的劳动价值。

当各种“当日达”“准点达”这样的效率得到满足之后,相应的收益却没有被公平的分配到丈量土地实现效率的人身上,这和我们在过去许多年发现的许多问题具有极高的重复性,修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子,建设城市的无法留下,消费上不去债务下不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但苦味道却始终挥之不散。

在高增长的时代里,很多行业拥有着免于停下来自审的权利,仿佛这会致命性的耽误经济走向强盛之路,造成破坏的治理可以无限期的向后拖延,于是,一批批的巨兽拔地而起,在以皮屑滋养土地的同时,也挡住了太多的阳光。

也是时候拿走这份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豁免权了,用投行喜欢的一个词来说,一个新的周期已经来了,与周期相悖的玩家,都会痛不欲生。

可以参考次贷危机之后,针对银行业的监管法案页数5年翻了5倍

事实上,这轮监管浪潮是一个全球而非单一国家的趋势,从GDPR的提出开始,人类对于科技产业的看法就变了,它不再是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比特式概念,而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与原子共生。

前A16Z合伙人Ben Evens在不久前也发了一份名为“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的报告,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调整估值公式:“每一波技术革新都会改变世界,然后受到监管,从铁路到工业食品,再到船舶、飞机、银行……现在轮到互联网了。”

没错,就是这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阑夕(ID:techread),作者:阑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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