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互联网大厂房补

中介和二房东联合“做局”,大厂员工收割新人养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ID:xianweigushi),作者:杨子睿,编辑:卓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有了互联网大厂的房补加持,就能实现“租房自由”吗?

答案是否定的。

恰恰是因为互联网企业为员工所提供的租房补贴,带动了大厂附近的房租涨价。

有媒体曾报道,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所面临的真实租房窘境——受限于公司租房范围,他们只能围绕工位三公里以内租房,而租房平台、房产中介也瞄准了这一群人,通过各种方式使房租上涨。

本期显微故事试图揭露互联网大厂房补背后的故事:

在房东、中介、租客的生态链条里,我们看到高收入的大厂青年为了房补被困在公司30分钟的距离里;

中介和二房东,围绕房补政策绞尽脑汁,只为了让“漂一代们”掏出更多的房租;

而那些曾被高涨的房租所收割的老一代大厂员工,在见证了互联网企业对房价的影响后,将所有身家压在公司附近,购置住房,收割下一代年轻人……

在这场追逐房租的游戏里,互联网企业承担更高昂的成本招聘人才、年轻人明面上享受了房补但却缴纳了本不应该涨价的房租、想进大厂的年轻人则被迫在没有房补的情况下、承担高昂的房租。

谁才是最终受益人?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挤在50平老破小的6个年轻人

深夜12点,有人敲响了钟静的房门。

门外是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见钟静开门,对方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指责她,大意是抱怨年轻人生活作息混乱,大晚上不让别人睡觉,没有社会公德。

钟静很委屈。这个点她才刚刚下班到家,正准备换衣服洗澡,累得不行,哪儿有功夫“生活作息混乱”?

她所租住这个不到60平的一居室,楼龄超过30年,电线、水管、木地板老化,在看房时钟静就发现只要踩着地板、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但她还是迫不及待地花7500元/月的房租租下了这个开间。

没想到,这个木地板却成了邻居们抱怨的来由。钟静此前已额外花了1000多元找人刷墙、去除墙壁上的霉斑、重新购置家具,她实在不愿意再多付其他的钱了。

“没一个年轻人,能笑着租下房子”,送走老人后,钟静委屈地在朋友圈留着这么一句话。

今年4月,钟静刚成功跳槽到北新泾附近某互联网视频平台,工资涨到每个月2万元。

面试时,HR表示会额外增加1000元每月的房补,但钟静必须在半个月内入职,并在公司附近租房,以确保加班时能随时赶来公司。

确定入职后,钟静在两天时间内看了7套房子,租房预算从6000元跳到7500元,但始终看不到满意的房源。

大部分房源都集中在北新泾地铁站附近,以“新泾村x号”命名。尽管屋外被市镇工程美化过,但走进楼道,潮湿昏暗的走廊、无人打扫的楼梯、半悬在天花板的杂乱电线,都反复地强调着它们年迈的楼龄。

这片区域的住房大多没有学区,但房租却依然“挺拔”,甚至逐年上涨。随同的中介耸耸肩,“北新泾房子不靠挑,靠抢,能租到房子就是幸运。”

图 | 北新泾租房,稍有迟疑,房子就被租

最让钟静惊讶的是,她还看到一间月租6500元、楼龄超过30年的50平开间,那里摆了4张床,其中3张都排列在客厅。

中介说,这套房最多时住过6个人。“这里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年轻人,就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图 | 钟静遇到的6个人合租房间

2010年前后,北新泾入驻了大量互联网企业。沿着北新泾,到威宁北路,全长不过4公、地铁相隔4站的道路上,聚集了如美团、携程 、爱奇艺、拼多多、京东、饿了么等数十家互联网大厂。

互联网企业需要新鲜血液,北新泾每增加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意味着上千个新租客将涌入这里。

互联网的高收入、额外的租房补贴政策,也抬高了附近的租金。在豆瓣“上海租房”小组,2017年时还有人发过3000元月租、60平两室一厅的房源,但到了2021年,同样的房源租需要6500元,翻了一倍还不止。

充足的资金也未必能抢到合心意的房源。中介告诉钟静,她想要的一套月租在7200元的、相对较新的房源,已被另一个人交了定金。

他还暗示,如果钟静可以增加预算、给房东写个小作文好好介绍一次自己,说不定还有一次抢到房源的机会。

钟静照做了,最终这套房子被钟静以7500元每月的房租定下。

图 | 位于北新泾的互联网企业办公楼

钟静的状况并不是孤例,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也可得知,互联网大厂已成为了带动附近房价、房租的有力参与者。

2020年7月,蚂蚁金服上市的消息传开,其总部几公里外的之江九里,房价一路看涨,到9月每平上涨7000元,90平的户型涨价超过63万元。

2021年3月,字节跳动宣布上海电商部门宣布将选址在杨浦区B站所在的尚浦中心,消息刚一出,附近三湘海岸小区、高镜小区房租应声上涨,最高上涨千元。

在深圳南山科技园,2018年之前还有几百元的“农民房”,但是随着互联网公司的扩张后,全部由二房东承包,摇身一变成了“公寓房”,以2000元至4000元的价格租给附近互联网工作的年轻人。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新闻里,“含网量”构成了当地房租的重要指标。

在整个生态链链条里,互联网企业扩招、房东涨价、中介赚取更高额的佣金、年轻人们跳槽涨了工资,看起来一片繁荣。

然而,被媒体所忽视的另一面,这个生态链条到底是如何一步步产生、并导致目前的状况,哪些群体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一片繁荣的阴暗面又有哪些人被收割了?这些却鲜有人提及。

房源捕手的租金猎人们

中介、房东和二房东,是这条生态链的直接受益人。

其中,中介是最关心互联网企业房补政策变动的一群人。他们熟悉各大互联网企业的政策——哪怕那些企业还未到其所属区域开设分公司。

在武汉光谷做房产中介的向琦向显微故事表示,字节跳动要求北上广深的员工必须在骑行20分钟的区域内租房,才能申请到房补。其他城市要求必须在步行30分钟以内,该时间由地图软件里租住地址到工位的时间估算截图为准。

此外,在总部位于上海的小红书也规定,如果想要拿到每个月1500元的房补,必须提供租住地址到工位的地图距离截图,要求是“3公里以内”。

“但是在武汉,你要了解更多一点”,向琦做了4年的房产中介,从2017年开始,陆续有大厂在光谷建设“第二总部”。

以字节跳动为例,优化师、销售岗位不享受房补,研发等岗位才能享受房补,“推荐的房源不同”。

每当有字节跳动的员工来询问租房时,向琦都会多问一句,“哪个部门”,然后再根据有无房补推荐:

有房补的硬性要求步行30分钟以内,如曙光,青年城,融科天域,坐标城等小区中比较好的房源,价格在2500-3000元不等,无房补的则根据对方价格推荐,多集中在1500元左右。

也正是这些大厂的到来,让光谷原本偏远的地区租金水涨船高。

“2016年的时候,光谷核心地段米兰映像,两室一厅2500元左右,15公里外的光谷五路桃花源小区根本没人租”。

但随着小米、华为2018年将第二总部落地在光谷五路附近后,桃花源当月三室一厅房子的租金就涨到2500元,如今更是涨到3500元,接近核心地段房租,租金3年涨幅40%。

图 | 桃花源小区2018年2500元,如今涨到3500元左右

随着第二总部入驻,周围房租的抬高,武汉也有许多本土互联网公司效仿大厂推出房补政策。

因此,向琦会格外留心不同公司的房补规定以及薪资水平,她也会在手机备忘录记下一些公司的政策和工资水平,比如“美丽X行,毕业2年内,房补300元;X点公司,十点后打的报销……”

为了帮更多的年轻人申请到房补、帮助自己换取更高额的佣金,向琦也会装作面试者去和HR聊天,核实信息后告诉前来看房的租客如何申请房补。

为了获取更高的租房佣金,向琦甚至和同事联合作局,比如带着急入职的客户去看房补范围内即将签约的房源,制造“紧迫感”;也会帮手上的房东集体控价,避免租金波动太大,影响房价。

除了向琦这样的中介,虎视眈眈盯着“互联网大厂”这块肥肉的还有二房东。

曹虎在西二旗做二房东7年时间,平时他大量囤积符合互联网公司房补政策的回迁房房源——这种老房子价格便宜,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租客经常需要修理服务,需要更有时间管理租客的二房东们的存在。

囤积房源后,曹虎会用几天的时间改变房子格局,做成隔断单间出租。

以位于北京西二旗城地铁东100米智学苑小区为例,101平室两一厅的房子在链家上整租费用每月8000元。

但是在曹虎手里,95平的两居室被隔断成3间,按照3000~3500元不等的价格租出去,每月租金可达10000多元。如果曹虎再稍微装修一下、征收管理费,每个月租金能超过11000元,比房东直租多3000元。

图 | 曹虎手上拥有可以享受快手房补的房源

曹虎只做互联网企业员工们的生意,他笃定这群高收入且有房补的年轻人掏钱爽快。

除了中介、二房东以外,还有一群房东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这群房东大多年龄在35岁左右,是媒体标题里被定义的、最容易被优化的那一批互联网员工。

但他们经历了2012~2018年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也享受了一波早期互联网财富的红利,成为了较早在购房这件事“上车”的人,在发现公司分部附近有价格洼地楼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加入购房大军。

2018年,年薪达到80万的杨致得知武汉小米第二总部附近1公里左右开售不限购的公寓时,他特地飞回武汉,以每平1.3万元的价格购入面积38平、总价49万元、产权40年的公寓,每月贷款2000元,10年还清。

杨致估计:“10年后,这套房子的租金至少得4000元”。

“没早下手,错失千万”,是杨致常挂在嘴边的话。和他同在2009年入行互联网的前同事,在2012年以每平2万多元的价格,在西二旗买下了一套70多平的小两居。

2016年,该区域房价大涨,该同事攒够了数百万上车海淀区的另一个学区房,西二旗的房子则以8000元的价格租出去。

“让那些年轻人替我养房,哪个互联网人不想35岁提早退休,然后收租?”

图 | 杨致经常关心自己房子的报价

与其说杨致是对自己投资房产有信心,不如说是对互联网有信心。

晚点LatePost《字节跳动怎么就十万人了》文中提到,字节跳动2020年内,员工从6万人涨到10万,平均下来,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150人左右在入职字节,“仅在总部北京,字节跳动就有近40个办公点,员工们每天在食堂吃掉上万个鸡蛋、10吨以上的蔬菜”。

互联网源源不断地新人,对于杨致来说,就是源源不断的“流量”。

把源源不断的“后浪”看作“流量”,通过流量获取租金养房,是前浪杨致们心中除股权、年终奖外,另一个公认最接近财富自由的致富经。

那天和杨致一起排队买房的,多是互联网从业者。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置业顾问还还不忘“恭喜”他,“这地对口小米,未来不用愁租”。2020年,杨致手上的这套公寓已经飙升到每平方1万7,而小米还在扩招年轻人。

这更加让杨致坚定自己的判断,”流量是一切围绕互联网生意的命门”。

被收割的“小厂”年轻人

任何繁荣局面的背面,总有一些阳光所照不到的阴暗面。

互联网企业所带动的房租暴涨,误伤了那些和大厂在同一区域的互联网公司中、渴望进入大厂的“小公司”年轻人。

根据《2019~2025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全景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已经超过1677万人。

而在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147家,算上百强榜中公司,加起来也不过200家“大厂”,在职人数不超过100万人。

这意味着,超过1500万的互联网从业者在互联网“小厂”工作。

这些互联网从业者每个月账面上到手的工资虽然比流水线上的“厂哥厂妹”高,但扣除了生活成本、以及暴涨后的房租,他们的囊中已所剩无几。

钟静还记得,那个6人合租的开间里,有人听说她得到了大厂Offer,就激动地和她套近乎,加她微信,第一句话就是问钟静,

“你们那里还要人吗,你入职以后可以帮我内推吗?”

交谈中,对方告诉钟静,居住在这里的6个人里,全部是在附近的公司“小厂”、工作年限1-2年间。

虽然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不过3年,但同样要求996、大小周加班,却没有房补、车补,只有十点后下班免费打车的福利。

“为了节约,6个在网上认识了”,在这个房间里,人均租金1200元,算上水电不超过1400元。尽管房租贵、生活质量差,但这些非大厂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也离不开。

虽然在互联网的范畴里,他们属于“非高薪”的一批人,但是在传统行业里,25岁左右的他们能拿上过万的薪水、坐在办公室里,已经是妥妥高薪。

没人愿意放弃“高薪”离开,也没人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进入大厂工作的机会。

租客在和钟静寒暄几句后,给她发了自己的简历,末了,还加了一句:“小姐姐,好羡慕你,有那么好的工作,可以租整套房子。”

然而,在几个月被邻居上门抗议后,钟静则开始对照工资思考买房的事情。她列出了自己的需求:学区,上班近,公积金可贷,好出租。

合租在大厂附近的小厂员工,挤破头想混上能拿房补的工作,去拼一个更高收入的未来;而那些拿到房补的大厂员工,则挤破头地想登上购房的列车,进而收割曾经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

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算法里,每个人都是这场利益角逐中微不足道的流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ID:xianweigushi),作者:杨子睿,编辑: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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