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娃没什么意义,不这么做家长会有道德压力”

家长是很无奈的,道理他都懂,但竞争的压力摆在面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题图来自《爆裂鼓手》

在海淀妈妈、顺义妈妈疯狂鸡娃的“都市传说”频频上热搜的当下,恐怕没有多少话题能比“教育”更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于是,继2016年讨论留学问题的《小别离》、2019年讨论高考问题的《小欢喜》之后,聚焦小升初问题的电视剧《小舍得》再度引发热议,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

《小舍得》从一出家庭饭局上的“拼娃修罗场”开始,掀开了一线城市中产家长鸡娃的冰山一角:宋佳饰演的妈妈南俪弹琵琶为女儿欢欢的演唱伴奏,欢欢刚拿了合唱比赛的奖;蒋欣饰演的妈妈田雨岚见状不甘落入下风,立刻让自己的学霸儿子颜子悠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1000位。

南俪和田雨岚看似是家长中的两个极端:前者强调孩子的快乐成长,不报课外辅导班,注意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满足于九年制公立教育;后者则是鸡娃家长的典型代表,儿子的试卷上全是她密密麻麻的批注,儿子考了一次第四名她直接想方设法让数学老师被开除了。

随着剧情发展,南俪和丈夫夏君山发现,欢欢的成绩在班上是倒数,而且女儿班上几乎所有孩子都在外头上辅导班,越来越无法淡定,不知不觉间也开始操心报班、买学区房、上民办初中,被裹挟进鸡娃的漩涡里……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学系副教授任丽欣看来,南俪和田雨岚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密集型育儿。而无论在剧中还是现实里,密集型育儿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育儿文化,渗透到各个阶层。

家长们之所以如此愿意投入密集型育儿,是因为如今经济特权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系统完成的——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

正如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Lauren A. Rivera)在《出身》一书中所写的,“收入较高且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在获得学业成功和高校入学竞争中领先一步。”

虽然《小舍得》对鸡娃现象的刻画入木三分,但任丽欣认为,电视剧有将鸡娃视作家长(不甚明智)的个人选择、忽视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倾向。

在重重的教育焦虑背后,往往是让人无可奈何的大环境和家长在过多信息和选择面前的无所适从: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二选一抉择;孩子放学早,要加班的家长需要一个托管孩子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学历膨胀”现象愈演愈烈,好学历成为了孩子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职场敲门砖;还有一个此前较少得到讨论的方面是,当前中国社会还没有非常成型的育儿脚本和文化逻辑,家长们因此不得不在没有参照的情况下自行摸索育儿的最佳方式。

身为一名发展心理学者,任丽欣明白家长的许多鸡娃做法是不符合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她又对现在的家长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在她看来,许多家长未必不懂一味鸡娃是对孩子天性的扼杀和精神上的压迫,但面对升学压力这一沉甸甸的现实也无力反抗。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解除家长们教育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但解开这一僵局的关键,其实不在个体家长的手里,而取决于全社会的共识重建与结构转型。

即使鸡娃的现象很普遍,但“普遍”不代表“正常”

界面文化:你对《小舍得》的观感如何?

任丽欣:我觉得剧本设置是把两种看似非常不一样的教育方式呈现给观众——以南俪家为代表的素质教育和以田雨岚家为代表的应试教育——但她们俩其实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就是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只不过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密集型育儿似乎正在逐渐成为“理想”的母职方式。

很有趣的是米桃的家庭:老师说了米桃又聪明又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报班,但她的家长说,要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既然孩子想要去上,他们做家长的就应该勒紧裤腰带把孩子送去那个培训班。

你会发现密集型育儿的文化开始下移,从中产下移到工薪阶层,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压力,一旦你没有那么密集地参与育儿,没有尽己所能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好像你就不是一个好父母了。

米桃的妈妈是一个钟点工,她会看到中产家庭养育孩子的方式,受到了影响,也开始往密集型育儿的方向发展。但密集型育儿其实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女性,所以这真的是一种更好的或者理想的育儿方式吗?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反思的。

《小舍得》中的米桃。密集型育儿的文化开始下移,从中产下移到工薪阶层,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压力。

电视剧的叙事还给我的感觉是,田雨岚的角色一再强调她的成长过程比较艰辛,没有得到很多东西,所以非常要强,弹幕中很多观众说她是因为自卑所以拼命去鸡娃,让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个叙事就变成了她之所以这样去教育孩子,是因为她个人的成长经历和诉求,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全国上下那么多人在鸡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自我认同感不够——它那么普遍意味着很多时候鸡娃已经超越了个人选择。

我会觉得一再强调田雨岚的教育方式是个人经历导致的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社会现实。除了个人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在暗流涌动,那一层是电视剧里没有体现的,也是我们在看待个体家庭时容易忽视的。

界面文化:剧中对家长鸡娃的描写你觉得真实吗?

任丽欣:我不知道鸡娃的现象有多普遍——它看起来很普遍,但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是因为中产喜欢发声,你能听到的就是这群人的声音。我身边大多数人可以被定位为中产,我也在想我可能是被这种环境包围的,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鸡娃现象非常普遍了。家长基本从孩子出生开始就要操心孩子。

即使现象很普遍,但“普遍”不代表“正常”,作为发展心理学家,我觉得这个现象对孩子发展来说是不太正常的。

一个很讽刺的矛盾在于,中产家长越来越关心孩子的发展,也有更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你会以为他们应该更顺应儿童的发展规律和天性,但其实并没有,反而是很多育儿行为不断在违背儿童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里面可能家长是很无奈的,道理他都懂,但是竞争的压力摆在面前。

界面文化:儿童发展的正常规律是什么呢?

任丽欣:每一种文化中孩子的成长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如何培养孩子的方式和当地生存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有关。现在在学前教育界,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学者都在强调儿童应该有更多自由玩耍的时间,但与此同时,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会发现南俪的老公夏君山说,你看小儿子超超小班的时候是吃饭睡觉游戏,中班的时候吃饭睡觉游戏,大班的时候还是吃饭睡觉游戏,他在幼儿园里除了吃睡就是玩,能学到什么东西?

我听到过不止一个家长这么说,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发现,我们不断想要改变学前教育,在学校教育环境下设置更加发展适宜的课程,比如不刻意分割学科强调综合发展,给予更多户外活动时间和游戏时间。我们认为孩子需要通过玩耍、动手和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学习,但家长往往会觉得孩子就是在玩,那我有必要把孩子送到真正能够学到东西的地方。

界面文化:《小舍得》的小说原著里实际上描写了小升初和幼升小的联动过程。如果电视剧把幼升小的部分拍出来,你觉得会是怎样的?

任丽欣:要看是在哪里拍,上海其实经历了一个变化。我在2017年做过一些家长访谈问为什么要给孩子报班,家长都会讲到大环境,这里包含了很多东西:有些家长会说让孩子提前准备,上小学后可以跟得上教学节奏,轻松一点;还有一些家长是想冲一下民办小学,民办小学要考英语、逻辑思维、数学这些。

我当年做访谈的时候好多家长其实可以做两手准备,买学区房保底,接着冲一冲民办。但去年上海出了公民同招政策,公办民办只能二选一,这意味着家长需要更早去做选择。如果民办小学摇号没有摇上的话,可能家门口的小学也进不去了。

在我的研究中,幼儿园还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阶段,那个时候家长还常常不清楚孩子的天分和喜好到底是什么,有些家长会抱着广撒网的心态给孩子报挺多班,看孩子的潜力在哪里。幼儿园期间没有什么学业压力,放学了没有作业,离开学校后有很多时间,家长想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

有些家长告诉我,上小学以后学业压力大了,就会停掉很多兴趣班,可能会保留很少的几项。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幼儿园是一个孩子不断试水的过程,到了小学阶段就要“专攻”了。

效率至上心态导致报班盛行,抹杀了孩子其他的学习机会

界面文化:你的研究方向是学前儿童的入学准备与兴趣班。我们要如何定义“兴趣班”?

任丽欣:我在写科普文的时候会用“兴趣班”这个词,但在研究中我会用“结构化活动”(organized activity)或“课外活动”(extracurricular activity),这是文献中两个用得比较多的词。

结构化活动指的是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和一定的结构的活动,不是自由散漫的玩耍。幼儿园阶段大家比较喜欢称为兴趣班,我觉得背后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设,就是认为这个班是孩子有兴趣,或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

界面文化:是谁选择兴趣班的呢,孩子自己还是家长?

任丽欣:大概双方都会起作用,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协商方式。

孩子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也是中产家长的特征,他们的确会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喜欢什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孩子的声音。但家长也会有自己的算盘,会考虑孩子的长远发展。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乐器,很多家长一旦开始让孩子学乐器会希望孩子坚持下来,可能也是因为乐器购买等前期投入比较多。

我还有一个还未发表的研究发现。许多幼儿园小朋友在兴趣班里是比较开心的,或许这也是这些校外教育机构聪明的地方吧,它们会想方设法提升孩子的体验,吸引家长继续报课。

小朋友喜欢兴趣班的原因是自己感兴趣,或认识到这个活动对自己有好处,比如有一个小女孩说,跳舞可以让我变瘦,一个小男孩说做运动能让我长高。

所以一定程度上小朋友自己的兴趣和对活动价值的意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当小朋友说不喜欢、不开心,大概率是因为兴趣班的内容太难了,超过了能力范围,这些一般是和学业相关的课程或乐器。还有相当一部分小朋友不喜欢兴趣班的原因是真的不感兴趣,缺乏内在动机。

通过研究我发现,尽管孩子年龄小,但是他们在兴趣班体验中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家长可以多问一问孩子在兴趣班中的经历和感受,如果孩子真的体验不佳,可以做些适当的调整。

这也是电视剧中南俪家的情况。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采用的是“儿童中心”的教育方式,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家长不太会看到孩子的成绩。

要说拍幼升小会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当孩子上小学之后,第一次拿到成绩单应该是很多家长崩溃的时候——原本觉得自己的孩子好特别,好厉害,但在应试教育或正式教育的环境中,可能就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孩子表现不是那么好。南俪家的情况就是这样,欢欢的成绩告诉她,孩子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特别、那么优秀。

“当孩子上小学之后,家长第一次拿到成绩单应该是很多家长崩溃的时候——原本觉得自己的孩子好特别,好厉害,但结果在应试教育或正式教育的环境中可能就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孩子表现不是那么好。”

界面文化:你于2017年在上海做的一项调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超过半数幼儿参加的是艺术和英语类的兴趣班,相比之下,学业类和体育类的兴趣班不那么受重视。这和小学阶段以后的课外班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你的研究指出,在幼儿认知和社会性发展层面,实际上艺术类和体育类的兴趣班对幼儿的发展是最有好处的。请再详细谈谈这背后的因果关系?

任丽欣:很多家长会去报艺术类和体育类的兴趣班,是比较符合儿童发展观的,这些班一般不会像学业类班那样有那么大的压力,孩子即使在结构化的课程里也有自由表达的空间。

我们推测,报这两种班家长更可能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因为孩子更感兴趣,体验也会更积极,那么对发展就更可能会有积极作用。本来很多研究就证明了孩子如果常运动,对身体发育、执行功能等都会有好处。艺术也是一样的,会促进孩子的自我表达。这些对孩子各个方面的学习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研究里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孩子获得不同领域的经验很重要。同样是上三个兴趣班,如果三个班涉及不同的领域,比如有体育、艺术和学业三类,会比报三个同类的班要好。对学前儿童而言,接触更多不同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并不是报的班越多越好,比较重要的是领域的宽广度。

当然,我觉得对于学前儿童来说,兴趣班中获得的知识其实在学校、家庭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学到,甚至很多东西通过日常生活来学习更好。但是,我们社会中的观念往往认为,学习就是坐在那里好好学,或者学习就需要有老师,在结构化的、安排好的活动里学习肯定比自学好。我们发现,对年龄那么小的孩子,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学习的契机。

学习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也不只是学习一些可见的技能,比如做几道算术题、学几个单词。我觉得,对学习本身的窄化也是校外培训机构非常多的一个原因,人们会觉得别人已经把这个体系建好了,孩子在里面学就很有效率,还是有这种效率至上的意识形态。但孩子没有了探索、了解自己的过程,其实这样把好多其他的学习契机抹杀了。

电视剧里的子悠那么喜欢生物,我觉得非常难得,在自己兴趣的引导下他很可能在那个领域里有很大的发展,但田雨岚会觉得他是在浪费学习时间。我觉得田雨岚未必真的觉得养小蚂蚁和蜗牛对孩子不好,但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非常窄化的学校教育里,其他的东西都不是学习,可能因为升学压力是一个摆在面前的沉甸甸的现实,她不得不为孩子做抉择。

界面文化:你的研究发现,西方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上兴趣班的兴趣没有中国那么普遍,相较之下中国家长对幼儿兴趣班的关注度更高。这是为什么?

任丽欣:我没有拿到具体数据证明西方孩子到底上兴趣班的比例有多高,有可能很多孩子还是会参加一些结构化活动,但这些活动未必是商业教育机构提供的,比如社区活动中心、教会以及家长自发组织的活动。但在中国,结构化活动几乎全部都是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

国内特别普遍的原因,一是因为这种机构很多,这可能和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大潮流有关,教育产业化或教育商业化的现象在这十多年愈演愈烈;也有可能是家长有了更高的购买力,能够去花钱购买这些服务了;另外还有托管的现实问题,孩子放学后家长可能加班是常态,于是就把孩子放到兴趣班里。

许多家长有一种心态,觉得孩子放到结构化的活动中总归能学到一点东西,比在家疯玩好,其实未必。我们的研究就发现上兴趣班和孩子入学准备能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有限的。

教育焦虑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成型的育儿脚本

界面文化:《小舍得》描述了家长、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三方的互动与张力,其中校外教育机构在鼓吹教育焦虑上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实际上早已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你对此怎么看呢?

任丽欣:很难说两者(家长和校外教育机构)是不是在相互强化。有些家长有点像花钱来购买一个上升路径——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Allison Pugh提出了“路径消费”(pathway consumption)的概念,她认为家长通过消费来实现孩子的阶层跃迁。家长自己肯定会说教育焦虑来自大环境,如果细问大环境是什么,可能会讲到阶层跃升的压力等等。

电视剧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的矛盾,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不会考到和我们一样好的学校,不会拿到和我们一样好的职位,也不会拿到和我们一样高的薪水,我们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超越我们了。所以中产的焦虑可能也未必是想要实现阶层跃迁,而是不要下滑,保住目前的社会地位。

我觉得中国中产还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行为方式。国内发展很快,突然催生了一大批中产,很多人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中产的。中产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国内还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模式。

在美国,我们是能梳理出来中产家长协同培养的方式的,他们的孩子会参加的课外活动都是非常相似的,《不平等的童年》就对此进行了很细致的刻画。但在中国,似乎大家还在不断摸索中产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如何去培养孩子。所以我们在中国往往会看到中产家庭之间存在很多差异,有田雨岚这样的,也有南俪这样的。

家长的育儿方式不断在变,也是因为没有老一辈的经验可以借鉴了,有的家长还会非常有意识地远离老一辈的经验。家长们有很多不同的信息来源,每个人都在形成自己的育儿逻辑或脚本。

这种焦虑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当前社会还没有非常成型的育儿脚本和文化逻辑,没有参照,所以家长必须不断摸索、权衡自己的需求、孩子的需求、社会变化的需求以及西方观念的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说,家长都在基于自己过往的经历、自己当下的观察和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撰写自己所在阶层的“脚本”。

界面文化:我认为中国和西方存在的一个差异在于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选拔逻辑和标准并不是一致的。如《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所揭示的,美国顶尖高校和顶尖公司的录取标准都重视所谓的“全面发展”,比如学生的兴趣爱好、个人品质和个人故事,在“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内,高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其实是占据更多优势的,他们也往往因此能够实现“精英的自我复制”。但中国高校的选拔标准其实基本还是高考成绩。所以目前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否是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选拔逻辑和标准不一致导致的?

任丽欣:这是一个挺有趣的观察。我觉得很多家长的矛盾和焦虑可能也源自,虽然觉得应试教育不好,但这总归是一种途径和手段——至少孩子进入好大学,能够确保有好职业的敲门砖。

我们还在高考的体制内,只有这个唯一的手段去确保孩子的未来发展。其实家庭内部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因为现在的家长对儿童有更多了解,也明白孩子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唯一的手段(应试教育)面前又很无力,觉得如果不那么做又不行。

在电视剧中,南俪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有一套自己的养育目标,她认为比较西方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养育方式是非常好的,但同时她又不得不在应试教育的环境里挣扎。所以我觉得家长的负面感受其实是这种矛盾:我懂得很多,但我感到很无力。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美]劳伦·A.里韦拉 著 

江涛 李敏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6

界面文化:在《小舍得》热播的同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也引起了热议,作者是一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寒门博士。人们一方面为这个个人奋斗的故事所感动,另一方面又对教育改变命运持某种怀疑态度,比如说许多观众会觉得,《小舍得》中出生农村的米桃虽然成绩优异,但未来很有可能不会像欢欢那么顺遂。如果人们不再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那“鸡娃”还有什么意义呢?

任丽欣:2013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小城市的家长,当时一些家长的确流露出“教育不是唯一出路”的想法,但现在我又隐约感受到一些变化。这可能和经济环境变化有关,小企业越来越难存活,更多的是垄断性的高科技巨头,因此家长意识到创业也是非常辛苦的一条道路,又开始觉得虽然教育未必能改变命运,但似乎教育还是一个相对稳一点的路子。

教育是一个不能没有的“保底”的东西——如果你想进入企业或体制内工作,如果没有学历可能第一轮简历都过不去,敲门砖都没有。

除了有学历,你还得有其他东西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观众觉得米桃未必会有顺遂的人生,也是很有可能的吧。刚才你也讲到了,用人单位的人才选拔机制和高考的选拔机制不是特别一致,现在的招聘很多时候会考虑一个人的自我表达能力和领导力,像欢欢这样的人,似乎在这方面又更有优势。

所以鸡娃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不是说有什么意义,而是说你不去鸡,家长自己就会有道德压力,就会有负罪感,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密集型育儿已不仅是中产的育儿方式,低社会经济水平的家庭也会认为密集型育儿是一种理想的育儿方式。我觉得在国内也会一样,密集型育儿可能会变成一种普遍的育儿文化,渗透到各个阶层,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它可能会加剧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

界面文化:教育实际上事关社会公平。在当下,我们该如何重建社会安全网,保证孩子在成长最初阶段站在“共同的起跑线”上?

任丽欣:现在“寒门再难出贵子”“小镇做题家”等话题引发了热烈的舆论。我们看到的是,上辅导班、培训班的年龄越来越下延,在上海还会有几个月的小宝宝可以去上的爬爬班、坐坐班。你都会觉得非常夸张,哪里会有家长愿意花一两万去给孩子报爬爬班?但机构会把它包装成智力开发课程。教育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购买的服务,这个趋势会加剧。

只有当我们的社会能够在学校里提供令家长足够满意的教育,或者社会有非常好的福利制度,让人们有更多的安全感,才有可能改变。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政府当然在做一些努力,比如上海的公民同招政策和中考新政目的都是要打破教育不公平,但我觉得任重道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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