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得》掩盖了“中年老母”的五重危机

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母亲,在焦虑无奈中陷入了难解的“囚徒困境”。

虎嗅注:电视剧《小舍得》大火之后,很多人指责该剧“贩卖焦虑”又“充斥补课广告”,甚至呼吁禁播。剧中小学尖子生颜子悠站在讲台上哭诉“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令人心疼又无奈。

事实上,该剧虽有争议,却真实呈现了当下中国的教育竞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给孩子“打鸡血”式地报班加课,早已陷入一场层层加码、无人幸免的“鸡娃”大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魏杰 桑志芹,题图:《小舍得》剧照,原文标题:《《小舍得》被喊禁播, 恰恰掩盖了“中年老母”的5重危机 | 文化纵横》

“鸡娃”、“中年老母”等热词的流行,折射当前中国育儿压力的“痛点”。

透过“虎妈猫爸”和“严母慈祖”的有趣现象,可以发现:母亲往往担负着抚育孩子成长成材的重任,也具有更大控制权。这一现象,与教育成本抬高育儿成本的问题密切相关。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母亲,在焦虑无奈中陷入了难解的“囚徒困境”。

作为新物种的“中年老母”

2019年1月,半月谈网的一篇《中年老母:一个“新物种”的诞生》的文章正式确立了“中年老母”这一网络专有名词。2018年初至2019年初之间,《一位老母亲的精分日常》《每天演好一个没脾气的老母亲?哈哈哈哈哈》等文,都共同指向“中年老母”的“情绪失控、精神病态、丧而不妥、难以摧毁”的心理特征。

孩子和丈夫是母亲们的天敌,孩子也是消磨母亲身心能量的“睡渣”和“学渣”。而亲职投入的性别差异则引发“中年老母”的强烈抱怨和不满,丈夫被戏称作“云配偶”和“猪队友”,隐形的“云配偶”导致“丧偶式育儿”;育儿技能不佳又指手画脚的“猪队友”则造成老母亲们最恨的“诈尸式育儿”。但“中年老母”却无力改变“云配偶”才是婚姻的主流和“到处都是猪队友”之现实。

2019年以来,“中年老母”热潮开启了集体狂欢模式,涌现出一大批公众号和众多普通母亲关注并继续创作、转发相关文章,全方位展现育儿过程当中的各种窘迫和小确丧,自嘲和吐槽成为主流。

其中不少文章意在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如《朋克老母,专治各种人间不值得》《老母亲总在深夜情绪崩溃?你就从了你自己吧》。此外,“中年老母”概念还走向国际化,如《中国老母亲文化何以击中奥斯卡》等文章,使原本就焦灼不安的母亲对自身及孩子的要求更加不敢放松。

“中年老母”的身份困境何在?

(一)亲子关系:哀娃不幸,怒娃不争

“中年老母”自从有了娃,生活仿佛只有娃,就连名字都变成了×××的妈妈。她们与孩子的关系是母亲单向牺牲、偶尔感动、难以满意的亲子关系,孩子是婴幼儿期的“睡渣”、学龄期的“学渣”和一如既往的“吞金兽”。

对于成长,母亲们往往痛恨孩子的幼稚和不成熟,而对可塑性报以极高的期望。她们坚信:鸡娃是必须的!娃渣没关系,老母亲可以努力啊!娃牛,娘的腰板才硬朗啊!“十年树木,二十年树娃”,从早教、义务教育阶段直至高考,“教育拼妈”愈演愈烈。早教内容品类繁多、课外培训科目细化,母亲对孩子心疼又无奈,但当发现孩子资质平平时又气恼崩溃,她们殚精竭虑而孩子态度佛系,孩子哪里明白母亲长计远虑的良苦用心?

(二)夫妻关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自孩子降生,家庭的重心就转移到孩子身上,夫妻协作是理想状态,但现实中多数丈夫成了妻子眼中的“云配偶”和“猪队友”。

“云配偶”总是漂浮在云端,要么工作忙不着家,要么在家但心系手机、电脑,对家事云淡风轻、置身事外,对妻子的焦虑无助和辛苦付出缺乏同感和理解,妻子们不得不沦为“丧偶式育儿”。

“猪队友”虽然参与了家事和育儿,却因业务能力差、育儿效果低而饱受“中年老母”诟病。“猪队友”受到的指责甚至比“云配偶”还多,“诈尸式育儿”成为她们的最恨。

“诈尸式育儿”具有以下特征:一在行动上持续性装死、间歇性诈尸;二在气势上,如领导指点江山;三在杀伤力上直击妻子炸点,极易引起家庭战争,比如“猪队友”认为“孩子好的地方都是随我,不好的地方都是妈妈没教好”。

(三)双重负担兼顾:好母亲与好员工的艰难平衡

对于身在职场的绝大部分“中年老母”来说,她们总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面临“好母亲”和“好员工”的冲突。“中年老母”把孩子看得比事业重要,却又无法舍弃事业,没有固定职业的全职妈妈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淘宝、微商、微店等灵活就业中去。一是客观上对于城市普通工薪阶层来讲,仅靠男性一人养家难以支撑;二是女性主观上害怕“什么也没做”“没有追求”“与社会脱节”等评判。

职场中的“中年老母”大多赞同带娃比工作还累,上班是老母亲得以解放的一条生路,而长途出差则变成她们高配版的独处时间,在公干之余才能获得平时难得的听音乐、锻炼健身、观光旅游的机会。

相比“轻装上阵”的爸爸们,“中年老母”的职业发展常因家庭牵绊而处于瓶颈阶段和边缘地位,即使是管理层的职场女性,也常常因生育而在重返职场时面临下属变领导的尴尬境遇。

(四)母性:软弱中寻求力量

“中年老母”通过细数育儿之艰辛和诉苦式的个人经验表达来关注母亲的弱势处境并为女性发声。

“中年老母”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意识到自己仍旧无法摆脱孩子的紧紧捆绑、丈夫的隐形管制和社会的严苛期待,“中年老母”的苦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和神经质之苦。

千百年来做母亲的隐秘辛苦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之事”或“私人体验”,牺牲隐忍型的母亲形象受人讴歌却常常被忽视。而当今作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和人生设计者的“中年老母”却不甘于失去存在感。

“中年老母”要发掘和展示身为母亲的力量与价值,为了孩子变成最强“斜杠群体”,在365个行当中疯狂跨界,甚至大胆提出中年妇女才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姐妹(而非老公)才是自己最好的伴侣。每个“中年老母”都是真的猛士,在认清生活的残酷本质后仍然热爱生活,用自给自足的鸡汤填满人生。

母亲身份困境下的多重博弈

(一)以爱之名:子女结构化童年背后的阶层博弈

中国正经历着第二次现代化,即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

虽然80/90后群体自身的童年大多是自然成长型,但他们的子代却不得不依据社会转变而发生童年生活的转向,儿童的日常生活已被成年人组织的学习活动逐渐占满,儿童自身能支配的自由时间也越来越少,连玩耍也需要带有教育性和功能性,而不能“瞎玩”。

儿童的生活呈现出边界清晰、高度结构化的特征。现代城市家长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教育拼妈”愈发普遍,安排孩子参加各类校内外教育活动,尤其是校外教育比例显著增长。

当下的中国陷入了孩子至上主义、智育至上的养育文化下的消费泥潭里,无论是来自富裕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家庭,都被深度卷入其中。童年已成为社会竞争和阶层代际流动的重要场域,当前的教育竞争不再是简单学业竞争,而成为依赖家庭经济资本的竞争。

“中年老母”直呼“好成绩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家庭支付表现于近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区房”热和教育产业化,方长春指出,义务教育资本化的其中一个直接影响是加剧教育竞争的同时导致普遍的社会焦虑。

教育成本是育儿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而家长在焦虑无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困局,除了培训机构获得最大利益,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家庭都是输家。但不少父母宁可让孩子过着有缺憾的童年,也不愿其在未来竞争中被淘汰,他们着力于“谋求未来的生存发展和社会适应”。

(二)两性平等:家庭内性别权力的博弈

不同于西方的长期抗争型妇女解放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伴随着革命斗争产生并随着社会现代化而发展起来的,更多由国家层面主导而缺乏女性主体的自主性,而私人领域的两性平等尚难得到国家权力深入和全面的干预与渗透。

总体上来说我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都在不断提高,2012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女性超过男性。但我国妇女近十年来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而劳动参与却不升反降,她们遭遇了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平克所言的“性别悖论”,即虽然女性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整体优于男性,但步入职场后在薪酬和位高权重的职位方面,却不具有相应的优势,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女性更加受到生育与家庭的牵制。

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不会因结婚和生育发生太大的波动,但结婚特别是生育对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家庭内的家务劳动女性化和母亲的时间贫困是性别权力失衡在家庭内的体现,微观层面的两性平等以及尊重差异条件下的价值公平,是当今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诉求所在。

家庭是两性合作最密切的社会单元,也是情感和情绪交融最深刻的场所。新生代母亲们因育儿的亲职投入不平等而产生婚育负面情绪,指责丈夫的婚前爱护承诺是谎言。女性的婚育负面情绪与社会对女性的善意性别偏见有关,善意性别偏见是指一类主观情感上爱护女性但是将她们限制在传统性别角色定位上的态度。

当前生育成本不断高涨,为人父母者都自诩为“孩奴”,但女性的“奴役”显然更深。当女性在网络上谈论女性权力时往往遭到否定,甚至被污名化为带有攻击性的“女拳主义”或贬低为“中华田园女权”。家庭内的性别平等抗争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且男性性别观念的变化需夫妻间在家庭领域内积极与平等的互动。

“中年老母”的性别博弈砝码就是生育选择权,欲与男性谈判,改变传统的家庭生态。王雨磊的父职研究表明,从国家、市场与专家系统等将抚育行为重新纳入一个法律化、科学化和专职化的抚育体制中,这使得父亲于法、于理、于情都应该承担抚育职责,父亲参与抚育工作将是今后家庭不可避免、越来越强化的趋势。

(三)产品化与作品化:争做好母亲的自我博弈

做母亲是女性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但由于“中年老母”本身的生命历程(如独生女身份、接受高等教育、经济独立、晚婚晚育等)不同于以往的母亲,造就了她们“养儿防老”的功利性育儿观念淡化,但密集母职的精细化育儿倾向却在加深。

社会、市场和网络提供的育儿内容花样百出,其宗旨是母亲应该“给孩子最好的”。她们对育儿成才有着偏执的执念和强大的自我施压,她们过度“见贤思齐”的向上社会比较,导致母职不断自我加码,但当育儿受到来自孩子、配偶、工作等方面的挫折时,即陷入“心有不甘又自我认命,心比天高又无可奈何”的纠结之中。

“中年老母”的母职体验的“自我分裂”,来源于她们对亲子关系的定位。

首先,亲子的身心共生状态导致孩子之于母亲的“产品化”。常言道,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生命的孕育需要通过女性的身体才能完成,胎儿的成长依靠母体的供养,孩子降生后成为母亲难以割舍的私人产品。科学话语不断强调母亲是儿童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和首要养育者,而西方心理学则极其强调早期母婴依恋,抚育的绑定关系逐步发展成母子/母女的心理共同体,而男性则有意无意地成为育儿的局外人,这正是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者所批判的。

其次,母亲们在“教子”上的“作品化”。新生代母亲的知识水平不断提升,她们质疑传统的自然粗放型育儿方式,并在育儿实践中透露出自身的思想意识的改变。

近些年的母职研究出现“虎妈猫爸”和“严母慈祖”现象,母亲对孩子的成才和成功负有极大的责任的同时也获得强大的控制权。母亲们通过“教子成才”获得繁殖感,但相比对育儿成功的渴望,“中年老母”更害怕失败。她们认可“慈母多败儿”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育儿理念;认同传统的亲子轴大于夫妻轴的观念,与孩子形成差序格局下血缘至亲的“关系自我”。

从个体来讲,孩子人生的成功是母亲“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然而母亲不可能真正设计和把控孩子的人生,而孩子的成长也必然是难以完全驾驭的,过度控制反而让母亲自己“失控”。

(四)生与不生:个人与国家的博弈

当前生育之于国家和社会的外部效益与对于个人及其家庭的内部效益存在冲突和不协调,生育增加无疑具有较高的外部效益,但因过高的生育成本和养育负担而导致较低的内部效益。刘金菊指出,二孩政策的长期效应需要依赖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群,并预测未来10多年进入婚育年龄的群体正是1995—2005年间我国生育率最低迷时期出生的人群,生育规模将持续大幅度缩小,构建和实施强有力的婚姻和生育促进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家庭承担的儿童照顾负担是学术界公认的制约个体生育决策及总和生育率的关键诱因。家庭责任过高且男性角色缺失使得女性的养育负担过重,由于多种原因,国家长期把“扶老育幼”责任划定在家庭责任之内,补缺型而非普惠型的儿童福利政策只使少量的困境儿童得到保护和政策实惠。

陈友华认为,随着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抚育和养老的责任在国家上面有所转移,但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建立在人口的基础之上,由每一个个体贡献出来的力量共同构成,因此呼吁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自己的生育贡献。但理性的青年群体却难以仅凭一腔热血来做生育决策,且青年人存在着责任分散的心理效应,指望同辈群体中的有条件和意愿强烈的其他人来承担社会生育责任。

夏志强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收益处于非均衡状态,家庭之间,选择生育的家庭比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而家庭内女性承受较大的生育代价,刘金菊最新测算指出,中国城镇女性、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北京上海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分别为近30万、50万、60万元。

“中年老母”因生育变成“隐形贫困人口”并非矫情,她们不敢生二胎,而部分二胎母亲有“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感觉,且由于时间精力不足也只能“二胎当猪养”。因此迫切需要国家出台和落实配套的家庭友好型和女性友好型的政策措施,如完善母婴保健、社会托育、学前教育、妇女权益保障、教育公平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五)事实还是浮夸:网络身份建构背后的商业博弈

“中年老母”仅是一个网络建构的“语言身份”,分析此概念必须从概念的生产者和受众两方面出发。

“中年老母”的生产主体是微信公众号,其作者大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坐标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中产知识女性。她们的身份有职业型的自媒体人、畅销书作者、绘本漫画作家、育儿专家、情感及育儿心理工作者,其中不乏新媒体的领头者,如格十三、凯叔讲故事、丁香妈妈。虽然大众趋之若鹜地使用“中年老母”概念,但事实上80、90后母亲群体内部在地域、阶层、学历、职业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分化,她们的困境面向和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

此外,新媒体的内容不管如何直击人心,也难以掩盖其赢利的目的,新媒体遵循“流量为王”和“内容为王”的规则,受众即是市场,流量即是收益。而诸多公众号中大多存在商业营销,很多高流量文章都含有“软文广告”。

“中年老母”这个语言身份已被商业收编和解构,商业试图开发“老母”经济,在展现母亲艰难处境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消费解决她们的困难,而非真正全方位地来解决母亲困境和促进女性的全面健康发展。

从受众方面来讲,即使明白“中年老母”身份的商业化建构,也不减对这一身份产生深深的认同。这得益于自媒体创作的原创性、人格化特征和可读性,使其恰如其分地满足了受众的被理解、被认可、被赞扬的心理需要,并在群体认同中获得自我减压和彼此支持。但“中年老母”是否反映了育龄女性的客观全貌呢?

答案是否定的,她们所反映的只能是她们希望突出的那部分主观事实和感受。比如对于丈夫父职参与的批判和家务劳动的分工不满可能以偏概全,何绍辉的实证研究表明,儿童教育中的父职参与,尽管还是一种局部现象,尚未成为主流趋势,但父亲关爱、全职爸爸、奶爸等新的父亲形象与父职实践不断涌现,新旧父职话语与父职实践正在同一时空上演。

如老母们自己所言,“中年老母”更像是一种文艺病,并通过浮夸、自嘲和吐槽来呈现无奈的现实,重批判而轻建设,情绪宣泄大于问题解决。

结语

“中年老母”现象之所以在网络新媒体上引发热议和关注,在于它真切地击中了当前社会的育儿压力的“痛点”。母亲身份困境牵涉到女性与自我、与男性、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新生代母亲的生命历程已不再传统,而子代的人生刚刚起航,人生轨迹却存在诸多变数,因此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子女尽量多地保驾护航。但从生命历程和毕生发展的视角来看,成长不仅是孩子的事,做父母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成长、调整和适应。

“中年老母”概念的流行,更像是育龄女性对新生育政策的一种应激反应,不论这种应激反应多么地滑稽、浮夸、尖锐和偏颇,都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会促使新的社会变化的发生。

《“中年老母”核心竞争力是:忍》在2019年底再次成为10万加的爆款,母亲身份困境的解决恐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母亲们在抗争中赋权、在倦怠中妥协、在狂欢后休整,她们的博弈结果如何还需主客观多层次的调和、制衡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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