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承认与否,美国都是一个超级大国

为什么美国人必须接受他们的“全球使命”?

美国新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于2021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无论承认与否,美国都是一个超级大国》(A Superpower, Like It or Not)一文,他站在美国的角度来阐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以及保障自身海外利益所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由于美国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综合国力,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只能由其一力承担。卡根认为,美国即使会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获得胜利,为了避免无谓牺牲,也应该从20世纪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把冲突控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本文展示了美国视角下的美国霸权,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国际秩序以及应对未来的大国竞争具有一定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ID:PKUNOMOS),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译者:刘璐,题图由David Plunkert绘制

所有大国都在历史、地理、文化、信仰和神话影响下形成了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今天许多中国人渴望回到文明的顶峰状态,恢复其在那个“饱含屈辱的时代”之前无人撼动的地位。

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也充满了怀念,尤其是苏联作为世界霸权另一极出现的时期,当时其统治的疆域起于波兰,止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亨利·基辛格也观察到伊朗领导人必须选择他们所致力的事业到底是想要成就一个国家还是要发展自身的宗教事业。

但伊朗作为一个国家并且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家,经常将二者视为自己的共同目标。他们的自我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以及他们为构建真正的安全环境而采取的行动。通常正是这些自我认知驱动着国家、帝国或城邦向前,当然有时也会导致他们毁灭。上个世纪所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大多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恢宏愿景超过其能力范围所导致的。

美国人却遇到了相反的问题,他们在全球中的综合国力远高于他们对自己在世界所处位置以及所扮演角色的认知。甚至当遇到纳粹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红色力量,甚至激进的恐怖主义时,他们都没有把采取全球行动视为一种常态。

即使在互联网、远程导弹和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时代,许多美国人仍然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广阔的大陆上,没有受到世界动荡局势的影响。美国人从来都不是孤立主义者,在紧急情况下,他们甚至愿意为一个遥远的地方做出非凡的贡献。但他们认为这些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反应。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某种世界秩序的主要捍卫者,也从来没有认同自己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美国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常常表现得很差。在整整一个世纪内,他们的大陆意识都在疯狂振荡,先是漠不关心,随后是对于外部势力的恐慌,然后进行大规模动员进行干预,最后是撤退并且进行战略收缩。美国人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相对低成本的军事介入称为“永远的战争”。这只是他们为了维护和平而采取行动来防止威胁——这一混乱和无休止事业的最新例子。美国人的犹豫不决在这两个例子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情况妨碍了他们去有效的解决问题。

这种反复使盟友和敌人都感到困惑并且产生一定的误判,使得冲突加剧,而这些冲突本可以通过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来化解。

二十世纪的混乱伴随着外国领导人的死亡以及政府的肢解产生,从德国(两次)、日本、苏联和塞尔维亚再到伊拉克中发生的一切都因为美国在国际战略上的误判。美国如果不想在二十一世纪重蹈覆辙,那么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就必须停止逃避,接受命运和自身实力所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也许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四年任期之后,美国人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进行直接对话。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美国人对于有限的国际角色的偏好,是来自于他们的历史、经验以及宗教启示。其他大国都渴望恢复昔日的荣光,美国人却总是渴望重新回到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国家没有雄心壮志并且充满纯真的时代。在合众国最初存在的几十年里,美国作为一个弱小的共和国在超级君主制大国的统治下苦苦挣扎着。在十九世纪,美国以全力征服美洲大陆,并且为推翻奴隶制而奋斗。

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同时有可能也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对世界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他在这个充满慈爱的世界里成长,但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以维护这个世界。

“不受威胁,不受攻击,”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莱斯于1888年所写的关于美国的文章如此描述,“美国冷眼旁观着欧洲因为种族和信仰的战争冲突下的悲惨景象,正如伊比鸠鲁悖论下的神明在他们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听着人间传来的悲惨呼喊。”

但之后世界发生了变化,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处于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英国主导下的旧秩序维护着欧洲脆弱的和平,但是这种秩序因为新兴势力的崛起而崩溃。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的均势,并且欧洲显然无力去恢复这种平衡。日本和美国海上力量的崛起终结了英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取代了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中,美国被推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只有他是同时存在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中的政治势力;只有他南北无强敌、东西是大洋;只有他能够在保持本国不受任何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可以为了遥远的战区提供大量的军队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有他不仅能为自己的战争努力筹备资金,而且还能为其盟国提供支持,而且他还具备生产船舶、飞机、坦克和其他物资的工业能力,从而可以武装自己及其盟国的军火库;只有他能做到这一切,而不会让自己破产,并且在每一场战争之后,都变得更富有并且更具统治地位。

英国政治家亚瑟·贝尔福观察到,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行动的标杆,或者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话说“平衡着整个世界”。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力量,他自成一格,没有任何语言或理论能够解释他。这个不寻常的超级大国的出现,导致了其他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判断出现错误和混乱。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筹谋着各自地区的外交关系的国家,迟迟不能认识到美国这个遥远的舞台剧之神的影响,也不能认识到在长时间对于世界格局的漠不关心和超然态度之后,美国很可能会突然介入并改变权力的平衡。

当然,美国人也很难适应这个超然的地位。拥有巨额的财富和相对无懈可击的实力,使他们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有独一无二的力量来进行大型战争以确保和平,但同时也使他们质疑这样做的必要性、可取性,甚至质疑这些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由于美国从根本上来说是安全和自给自足的,为什么他需要卷入数千英里外的冲突?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首次提出了建立和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构想。正如在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随着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不再能够维护世界秩序,建立和捍卫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任务自然落在了美国身上。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是罗斯福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世界正义和平联盟”和威尔逊在战争结束后支持国际联盟的目的所在。

威尔逊认为,这是结束欧洲混乱局面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人重新回到他们“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战略上,取得的和平秩序就会崩溃,欧洲将再次分裂为“敌对阵营”,世界将再次陷入“彻底的黑暗”,美国将再次陷入战争。

美国想要的是一个和平及自由的欧洲,一个安定的亚洲,以及一片开放和宁静的海洋,美国人及其货物可以安全地来往其间。但是,如果美国没有主导并建立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种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在当时遭到了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和其他批评者谴责威尔逊所主张的联盟既不必要,也背叛了合众国创始人的愿景。对美国来说,关心世界秩序是违反建国的基本原则的,这些原则使美国在世界战争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20年后,当美国人讨论是否加入另一场世界大战时,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嘲笑了这种孤立安全的观点,即完全安全不受攻击的美国应该“像骑士一样,在世界各地旅行,保护民主和诚信的理想,像唐·吉诃德一样,抵御法西斯主义的风车”。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认为,即使美国没有受到纳粹德国或日本帝国的直接威胁,那些强大的独裁势力所统治的地区也将成为一个“卑劣和危险的存在”。罗斯福认为,独裁政权聚集起来对美国这个最后的民主堡垒发动攻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在那一刻来临之前,美国已经成为独裁世界中的民主孤岛,民主本身随时可能会灭亡。

反对者既担心获胜后的局面,也担心干预战争的代价是否过大。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服从于欧洲帝国的利益,但也不希望美国取代这些欧洲老牌帝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他们引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警告说,如果成为“世界统治者”,美国将失去其建国的精神。

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缩短了争论的时间,但却仍使争论悬而未决。罗斯福参战的目的在于他希望建立战后的世界秩序,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战争是一种自卫行为,完全符合大陆主义的观点。当一切结束时,将士们期望能够重回家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最终统治世界时,美国人出现了一种认知失调。

在冷战期间,他们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责任,将数十万士兵部署在遥远的战区,并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所造成的士兵死亡人数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15倍。他们推动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但这种制度有时却更有利于他人。他们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所发挥的影响到达了世界上的所有角落。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确实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其他国家民主政府的建立。

罗斯福政府和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政府热瓦内,认为以自由政治和经济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是解决1930年代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办法。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森争论到,美国不能坐等这样的国际秩序建立。他必须积极促成这种世界秩序,甚至需要威慑一些国家和支持另一些国家,并且必须在关键节点创造“有利局面”,传播稳定、繁荣和民主,特别是针对作为世界核心工业区域的欧洲和亚洲。

美国必须成为“人类发展中的火车头”,艾奇逊说:“让世界和美国一同前行。”

历史潮流下的美国

然而,即使他们创造了这个秩序,很少有美国人把世界秩序当作目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外部力量的壮大证明了这些特别的努力是合理的,也证明了北约的建立以及在日本、韩国和最后在越南的防御是合理的。

当美国人拒绝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应对“红色危机”时,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告诉杜鲁门政府官员把美国人民唬住,政府就能得到支持。艾奇逊也认可了这种权宜之计,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当冷战结束时,美国人的实际角色和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之间出现了矛盾。当没有外部威胁,美国人想知道他们外交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拥有一个遍布全球的安全体系、一个可以称霸世界的海军,与数十个遥远国家组成的联盟以及一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意义何在?

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乔治·W·布什总统顺势提出了将萨达姆驱逐出世界秩序的理由。

“一个允许野蛮、无法无天和不受控制的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布什在白宫办公室的电视讲话中引用了一位正在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对抗萨达姆的将军的话。

但当现实主义者和保守派批评布什的“新世界秩序”愿景过于雄心勃勃和理想主义时,政府的论调又回到了美国人更好理解的那种狭隘的大陆性理论——“海湾战争关系美国人的就业”——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如此解释战争的原因。

当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两次干预巴尔干然后扩大北约之后说,这是为了捍卫世界秩序,既是为了避免欧洲发生种族清洗,也是为了证明美国继续致力于布什所说的“一个完整且自由的欧洲”的建设。但同时他也因为从事这些“国际社会工作”而受到现实主义者的批评。

克林顿的继任者乔治·W·布什总统,也表明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以使中东和波斯湾摆脱一个自诩为新萨拉丁的侵略者。但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目标与美洲大陆防御的目标产生了混乱,甚至战争的支持者也是如此认为。当关于萨达姆的生物武器的情报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被欺骗了。

奥巴马总统上台的部分原因就是部分美国人在愤怒之后恢复清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奥巴马指出美国愿意“保障全球安全”以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并且这是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的抉择,但随后奥巴马政府却表现的对于国内的建设更有兴趣。最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和塔夫特的现实主义一样,不是世界秩序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积极的去领导世界,而是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不进行积极的作为。

1990年,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认为,美国应该恢复原貌,成为一个具有正常国家利益的“正常”国家,放弃“具有不光彩利益的超级大国的地位”,结束对外交政策的“过度关注”,并以“常规构想”来追求其国家的自身利益。这意味着美国应该主要去保护自己的公民、领土、财富,以及获得“必要”资源的机会。

美国不需要去保持欧洲或亚洲的力量平衡,也不需要去促进民主的发展,或为世界上没有直接关乎美国利益的问题负责。这就是目前仍然占主流地位的大陆论视角,这并不是否认美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说美国具有的国家利益与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同。

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他在世界上的单极霸权让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

像孟加拉和玻利维亚这种小国也从稳定的全球政局中获益,如果德国法西斯势力统治欧洲或日本帝国主义主宰亚洲,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但是,没有人会认为阻止法西斯霸权的发生符合这些小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实力。就像美国在1798年的那样,虽然当时他受到欧洲霸权的威胁,但他却无力阻止。

在二十世纪旧的世界秩序崩溃时,美国就开始有意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且当时只有美国有实力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并且他可以通过这个世界秩序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但是大陆主义的观点仍然占据目前美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它为美国人谈论外交政策和为其理解诸如国家利益和安全等概念和理论范式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同时,大陆主义还具有一定的道德优越性。

呼吁在国际政局中保持“克制”符合合众国建国先驱们的理念,对大陆主义的背离被称作是傲慢的、自诩为救世主的和帝国主义的行为。许多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毫无节制地行使美国霸权,是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正世界的最大障碍。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喜忧参半的结果,不仅仅是判断和执行上的失误,更是美国精神的一个污点。

一般的美国人渴望回到那个更加纯粹和简单的时代,虽然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会承认,他们希望国家不要过于强大。现实主义者早就明白只要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就难以逃离政治学家罗伯特·塔克和大卫·亨德里克森称之为“帝国的诱惑”的现象,美国就会进入穷兵黩武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坚决要求美国对外力量的使用必须减少,至少不能轻而易举的使用这些力量。

专栏作家沃尔特·利普曼和外交官乔治·凯南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了这一论点,基辛格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赞同了这一论点,时至今日,许多现实主义者仍然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现实主义者将每一场不成功的战争,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比喻为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斯巴达进行西西里远征的败局。

整整一代美国人都认为,他们无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干脆利落的胜利,就证明其难以通过战争取得胜利。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新军事技术的进步,以及世界各地政治势力的壮大,都再次散发着美国所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暮光。

然而,如果美国像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软弱,它就不必克制自己展露实力。正是因为这个国家仍然有能力推行世界秩序战略,批评家们就需要解释为什么美国有能力而不去这样做。事实上,国际力量格局并不会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轻易发生改变。

地球还是那个地球,美国仍然坐落在广阔而孤立的大陆上,周围是海洋和弱国;其他大国仍然与另一些国家挤在一片大陆上,当这些地区中一个大国变得太过强大,其他国家无法平衡时,感受到威胁的国家就会向遥远的美国寻求帮助,以平衡地缘战略格局。

俄罗斯尽管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但却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像“拥有火箭的布基纳法索”,只注重军工却罔顾民生,而苏联至少还控制了欧洲的一半区域。

当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扩张时,它没有面临强大的区域竞争对手,而且西方列强正专注于应对德国的威胁。今日的亚洲充斥着区域大国,其中包括印度、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军事大国,它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伙伴。

特朗普时代是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进行的一项压力测试,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秩序竟然经受住了考验。当一个超级大国流氓似的撕毁贸易和其他协议时,美国的盟友采取绥靖政策并尽可能地拖延,安抚着特朗普政府狂暴的情绪,并且希望下一任政府能够有所改观。当特朗普下令刺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时,美国有理由相信伊朗会进行报复,而且这种可能性今天仍然存在,但他却并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发生。

中国经历了一场长期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对中国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但他们仍然试图避免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破裂。奥巴马担心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可能会导致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但当特朗普政府继续运送武器时,莫斯科却只能默许。特朗普的许多政策都是不稳定且构思不当的,但它们确实表明,如果一位总统选择执行这些并不正确的政策时,美国究竟有怎样的实力。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政府官员们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不削减开支,他们一直担心其他大国会促使国家间的对抗升级。在特朗普时代,其他国家却总是在担心与美国的对抗的话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不无遗憾的说:“美国懒洋洋地玩弄着他那无法估计的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当时,美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2%到3%。今天,国防开支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三。20世纪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通常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令人敬佩的克制时期),在1.7亿的总人口中,美国将将近100万军队部署在海外。

今天,在这个被称为美国过度扩张的时代,美国却在拥有3.3亿人口的同时仅仅在海外部署了大约20万美国军队。撇开这是否构成“懒洋洋地摆弄美国实力的一小部分”的说法不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美国现在处于和平模式当中。如果美国人为了回应中国的一些行动——转向冷战甚至热争,美国将会展现出他惊人的实力。

冷战末期,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在国防上花费了6%的GDP,其生产的武器数量如此之多,质量如此之高,以至于苏联根本无法与之相匹敌。中国如果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话,也难逃这种结果。他们可能会“在头六个月或一年里有一些优势”,正如二战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预测他自己军队那样。但长远来看,挑战美国和他的盟友,可能会重蹈美国其他敌人失败的命运。

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仍有能力与中国或其他势力进行全球对抗,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避免最坏的敌对情况的出现,能否鼓励中国和其他大国和平追求自己的目标,将全球竞争限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从而使美国和世界免受下一场大战的威胁,甚至有可能陷入另一场冷战的可怕对抗当中。

美国不能继续坚持19世纪对其国家利益的看法来化解这场危机,这样做会产生和过去相同的结果:先是拒绝接触,然后在恐惧中收缩自己的实力,最后陷入军备竞赛的局面。

美国在两种思虑间游移不定,一方面,中国现在在美国心目中占据了德国和苏联曾经占据的位置:中国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打击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他的能力和雄心壮志威胁着美国在亚洲这个关键地区的地位,也许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要主宰亚洲。事实上,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看法是相同的。

中国人认为美国在过去75年里在亚洲的角色是不自然的,不可能永久存续。危险在于,随着北京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中国梦”,美国人将开始感到恐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才会出现战略误判。

也许中国人能够谨慎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会对美国作出误判。然而,美国人是否吸取了自己历史中的教训,仍有待观察。

一个世纪以来固有的世界秩序是难以改变的。除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一些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替代计划有一种盲目的乐观。现实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者、保守民族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似乎都认为,在过去75年中,如果华盛顿没有扮演世界主导者的角色,世界就会很好,美国的利益也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无论是近代还是现在,都没有任何情况能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

瑞典模式下的世界秩序不可能替代美国所主导的秩序,世界不可能成为一个由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主导的世界,也不可能是启蒙运动下的理想世界,世界斗争的历史也不会终结。如果瑞典模式成真,就会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充满混乱、冲突和国家间互不信任的世界——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维护国内外自由主义的唯一希望是维护一个有利于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唯一能够维护这种秩序的国家只有美国。这不是美国的自大,而是国际力量格局下的现实。这当然是喜忧参半,为了维护这一秩序,美国已经并将继续行使在世界上权力,有时虽然是不明智和无效的,并且具有不可预测的代价和道德上不确定的后果。

这是运用权力的所必须要承担的,美国人自然试图逃避这种负担。美国人试图逃避责任,有时躲在梦幻般的国际主义背后,有时决定接受世界的现状而无所作为,并且总是认为,如果没有明确和紧急的危险,他们就可以躲在想象中的堡垒里。

现在是告诉美国人不能再逃避他们的责任的时候了,他们思考问题时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美国人需要明白,北约和其他联盟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对美国利益产生直接的威胁,而是为了防止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秩序的崩溃。

需要诚实地告诉他们,维持世界秩序的任务是永无止境的,是需要美国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这是非常值得的。由于未能与美国人民保持一致,美国政府目前陷入了困境,不明就里的和愤怒的公众坚信本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全球主义的目的而抛弃了美国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让他们害怕中国或其他威胁,而是去向公众解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为何如此重要,当然这是乔·拜登和他的新政府的任务。

文章来源:

Robert Kagan, A Superpower, Like It or Not, Foreign Affiars, March/April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superpower-it-or-not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ID:PKUNOMOS)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译者:刘璐(东北财经大学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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