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90年代之北京亚运会

从亚运会的变迁中,当代中国人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我们对于时间的感受似乎正在发生摇摆。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以分秒计的信息更新速度让我们居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时间日复一日加速,数字被不断更改,新闻被不断翻转。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续崛起、社会持续分裂、气候持续变暖的大势当中,对个体而言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我们浮滞于一种新的常态之中,对于来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们于是希冀向时间求得关于时间的答案,即向历史回望。

回望20世纪下半叶,80年代夹在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之间、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之间,因其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而闪耀着令人目眩的独特光芒。当怀念80年代蔚然成风,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不断提醒我们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复与不值得重复,人类学家项飚用鲁迅的“心里不禁起疑”形容他对于80年代的感情。夹在80年代和新世纪之间的,是一个被低估的十年;当“90后”一词从老一辈对年轻人的指代变成更年轻一辈对“老人”的称呼,我们似乎还没能停下对80年代的追忆和惋惜,给予1990~2000这巨大变动的十年以足够的关注。

如果说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于走出了文革阴影、投入改革开放怀抱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于李泽厚对个体存在与价值(而非宏大集体话语)的强调成为某种精神召唤,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中国的体制变革、经济发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归,无疑同样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下岗到下海,从单位到企业,从肯德基到商业保险,从日常消费到农民进城……

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在全球化席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东北的阵痛与深圳的崛起遥相呼应,农民工进城与三峡大坝移民交织流动,港澳回归、加入WTO与申奥反映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期待与诉求,亦有国际政治的草蛇灰线隐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国知识界走向了“思想隐退,学术凸显”的专业细分之路,80年代的先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褪去了先锋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奋力撕毁崇高的面具,歌舞厅、游戏厅等“厅”在大街小巷出现,以《我爱我家》《渴望》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兴未艾,第五代导演正尝试在夹缝中寻找中国叙事的方式,现代艺术正向当代艺术转型,“艺术品市场”“策展人”“双年展”“美术馆”等名词如雨后春笋般在九十年代出现并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人们所熟知——试图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对话或者自述,还原那两个风云变幻的二十年中的社会情境、主要问题及价值观念。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专题,在怀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时,试图带领读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认识那个深具转折意味的、塑造了我们今日生活基本样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该系列的第五篇:《重返90年代之北京亚运会:改革开放初期的亚洲雄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写:潘文捷,编辑:姜妍,原文标题:《“重返90年代”系列·北京亚运会 | 改革开放初期的亚洲雄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0年,是个有点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是鸦片战争发动150周年,是圆明园被火烧130周年,是八国联军侵华90周年。在备受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东亚病夫”一度成为令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帽子。

但1990年,并不只是这些纪念日。就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综合性的国际大型运动会——北京亚运会。即便是在30余年后,许多亲历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心潮澎湃。当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的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工人体育场点燃亚运圣火的那一刻,在国人胸膛涌起的,不仅仅是体育精神,也有爱国情怀,还有拥抱世界的勇气。

亚运记忆:时代印记与亚运符号

北京亚运会前后进行了16天(1990年9月22日~10月7日),国人的热情也在这半个多月里到达了顶点。开幕式当天,很多单位和学校放了假,方便人们在家观看转播。在运动会进行的过程里,人们见面的话题也总是离不开对比赛和金牌榜的讨论。北京的许多公交车还挂上了一块小黑板,写着“今日奖牌榜”,记录当日中国运动员获得的成绩,每次售票员用粉笔更新数字,车厢里就会迎来一片欢呼声。

当时的中国女排正如日中天,身上有着80年代“五连冠”的光环,也承载着国人对她们在亚运会上可以三连冠的期许。时任中国女排主教练胡进后来回忆说,当时的中国女排拿冠军不是新闻,不拿冠军反而是最大的新闻。但一切也并非那么顺风顺水,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半决赛上,中国女排以0:3惨败给前苏联女排,其中一局的比分甚至是0:15。就在亚运会前不到一个月的第11届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偏偏又在决赛里输给了前苏联女排。因此,国人都憋着一口气,期待北京亚运会这块金牌。

如今已经退休的前中央电视台员工王巧红刚好是在家门口见证了中国女排扬眉吐气的亲历者之一。她告诉界面文化, 1990年,她本来正在参与电视剧《西游记》的特效工作,因为亚运会的到来,临时被抽调到了亚运会转播团队,她被分配到的场馆正是进行排球比赛的朝阳体育馆。

王巧红记得,因为是主场,中国女排适应场地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女排队员到达场馆之前,工作人员都要赶紧把塑胶垫铺上,这样运动员抵达之后可以马上就进入训练。“她们非常守时,状态也有点儿部队的感觉,几乎就是军事化管理。”女排队员每次到场馆训练前的工作之一就是往手上缠胶布或者往伤痛处贴膏药,因为差不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病。在王巧红眼中,她们年轻、有激情、有礼貌,总是落落大方地和人们打招呼,看起来非常友好。但她们训练起来又很严格,王巧红至今还记得她们的汗水啪嗒啪嗒地掉落在地胶上的画面。

时至今日,在回望北京亚运会时,比起女排比赛,王巧红还有更多其他的记忆。她感触最深的是,亚运会还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比如比赛门票是各单位按分配任务进行购买,没有市场上的销售渠道。但在计划经济之外,亚运会也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冲击,带来了中国人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

王巧红在场馆工作区第一次见到了可口可乐公司赞助的饮料机,里面有可乐、雪碧、芬达等各种口味的汽水饮料,所有参与转播的工作人员都可以随便喝,打饮料机器旁还放置了她同样是第一次见到的一次性杯子。这些都让她觉得很新奇。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刚刚起步,大众消费时代尚未到来的年代,北京亚运会的赞助商很少,国际品牌也鲜有参与。健力宝以1600万元的赞助费,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家赞助亚运会且赞助额最多的企业。这样的付出也得到了相当高的回报——2010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时任健力宝总经理助理陈维坚透露,当年十月,“我们的订货额从1亿多元飙升到7.5亿元,翻了六倍多。”刚刚成立没多久的李宁公司则赞助了火炬接力专用服装和中国代表团的领奖服装。以亚运会为契机,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中国自主品牌崭露头角、风起云涌的岁月。

在王巧红的眼里,“北京亚运会对中国人的影响比2008年奥运会还要大”。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很多国际交往经验的中国人因此看到了世界的样子,也让很多国际友人看到了中国是什么样。亚运会开始前夕,单位和学校里都在普及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从语言到行为。当时正在读小学的张煦,英语课上刚学会说起立和坐下,有一天老师进来特别严肃地和大家说,要开亚运会了,会有很多外国人来,可能会和你们聊天,所以一定要小心措辞。同学们接到这个任务都“非常神圣紧张”,还临时突击学习了一些英语口语,她记得一位同学认真在本子上记下了“好肚油肚”。

“那时候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外国人,我们还是会感到很好奇,而亚运会一下子就来了那么多外国人。”王巧红说。她的同事谭鑫铭告诉界面文化,因为参与了亚运会转播工作,他们有了和外国友人交往的机会,一起聊天,一起合练彩排,有的人在亚运会结束后还彼此成为了朋友。他的儿子当时4岁,和一位伊朗记者拍了合影,照片至今还存放在家里。

比起赞助商、外国来宾,当时就读于石景山古城二小的甄世宇记得格外清楚的是亚运会的吉祥物和会徽。“亚运会时期,到处都有盼盼的贴纸、绿色长城的会徽贴纸。”甄世宇家住五楼,从一楼走到五楼,她看到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盼盼进行各种运动的贴纸,比如跳水,比如摔跤,她同学们还通过研究盼盼贴纸,学习到了藤球、卡巴迪等东南亚、南亚比较流行的小众运动。

盼盼的原型是野生熊猫巴斯。1984年,四川省熊猫保护区里,竹子大面积开花,熊猫遭遇了食物危机。4岁的巴斯觅食时被冲进水道,之后被村民救起,并辗转来到了海峡(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中心。1985年5月30日,第11届亚组委宣布,熊猫形象成为90年亚运会的吉祥物,巴斯成为了盼盼的原型。

在《新京报》的报道《“盼盼”设计者刘忠仁:舍火炬举金牌是一种创新》中,刘忠仁谈到,当时不同的设计者提交了很多不一样的熊猫形象,有剪纸、版画等,而他提交的是卡通形象。一开始,他设计的是熊猫举火炬的形象,但后来他由运动员手举金牌的模样找到灵感,决定让熊猫也手举金牌。这个改动遭到了一些反对声,举火炬是相对安全的设计思路,而举金牌看起来违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

不过,正是因为刘忠仁决定坚持创新,才有了后来为大众所熟知的盼盼形象。甄世宇说的绿色长城的贴纸,则是亚运会的会徽,上方是亚奥理事会会徽中的太阳光芒,下方是由长城组成的“A”字,长城代表了中国,A代表着亚洲(Asia),长城的绵延又显示了北京亚运会成为连接亚洲人民的纽带。

除了盼盼,让人们记忆犹新的亚运符号当然还有那首《亚洲雄风》。亚组委希望有一首像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手拉手》那样可以广泛传唱的歌曲。虽然真正的亚运会主题曲是《燃烧吧,火炬》,但最后令人一曲难忘的,还是流传街头巷尾的《亚洲雄风》,歌曲演唱者是刘欢和韦唯。刘欢后来还演唱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但他认为,这两首歌因为是不同时代的特定产物,所以无法对比。

刘欢在一次采访中谈到,“1990年我们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时候我们正在向全世界呐喊——世界,我们来了!”这首歌也让韦唯蹿红,她认为《亚洲雄风》之所以成为经典,也是因为“国人万众一心是时代的需要”。

这首歌的传唱度非常高,张煦回忆说,亚运会前后看到父亲吹头发时把头发吹得特别高,自己都能想起歌词里“山是高昂的头”。甄世宇则提到,1990年学校里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班上的同学说想要唱《亚洲雄风》,并且跟着磁带练习了很久,她一直记得同学们对这首歌的热情。

因为国人心头一直存在着“东亚病夫”的梦魇,所以,用音乐唤醒身体意识的时候,有一种对“力与强”的推崇。在近代,音乐不是空谈身体,而是把身体放在现代国家框架中,当时的《何日醒》《娘子军》《中国男儿》等歌曲用音乐宣传新身体,用新体育来塑造新国家。

《亚洲雄风》也类似,既有对男性气概的身体的言说,也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强调。《从北京亚运会和奥运会主题歌探析中国时代精神的变迁》作者杨建营、陈春军把《亚洲雄风》的气壮山河,和2008年北京奥运主题歌柔美的《我和你》进行对比,认为这两首歌反映了不同的时代。21世纪的时代主题是“注重和谐”,《亚洲雄风》所在的20世纪中国的时代主题则是“自强不息”。

亚运账单:资金短缺和民间集资

虽然北京亚运会给一代人留下了如此多难忘的回忆,这些亲历者们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然能从他们的表达中受到感染,但是在当时,举办北京亚运会并不是一件人人赞成的事情。

中国在1983年向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提出了申办1990年亚运会的申请,并在1984年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中,以43比22的票数压过日本广岛获得了承办权。不过,当时有一种流行的反对的意见,源自经济层面,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谁办亚运会谁贴钱。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叫做“蒙特利尔陷阱”(Montreal Pitfall),指的是1972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奥运会,结果为期15天的运动会,却造成了蒙特利尔长达20年的负债,10亿多美元的亏空直到20世纪末才还清。

举办亚运会的支出很多,从1986年开始,北京就兴建了20个新的体育馆,改建和修缮了13座原有场馆。还在北四环外兴建了奥林匹克中心和亚运村。但是根据以往举办类似比赛的经验,和支出相比,经济上得到的反馈却并不高。

《亚运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原因与对策》一文作者董杰称,大型体育赛事最重要的经济收入就是电视转播权,但问题是亚运会在这一点上和奥运会没法比。如果不能够通过市场营销,那就要由组织方和举办城市的政府来承担。也正因为经费的问题,在此之前亚运会的申办城市常常只有一个。直到1990年的亚运会,才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家同时申办亚运会的局面。

为什么亚运会这么烧钱,中国还是想要举办?这是因为,亚运会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体育运动会,其产生与发展和亚洲的民族主义发展、国家尊严密切相关。亚运会的前身是远东运动会,“远东”这一称呼本身就带有文化殖民的色彩。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15年曾在上海举办,那是中国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后的第六天,国人希望能在体育运动里重拾尊严。中国也最终取得了总成绩第一的好成绩。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Andrew D. Morris在他的《Marrow of the Nation》一书中认为:“此次赛会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中国被压抑许久的爱国主义、为中日危机带来的震撼与耻辱浇注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宣泄渠道”。

《亚运会与亚洲政治分析》 一文作者浙江财经学院体军部杨剑认为,二战后,亚洲许多国家在努力摆脱殖民统治,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还很弱,“联合起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烈诉求下,1949年,脱胎于远东运动会的亚运会诞生了。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举办,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亚运会可以促进印度建立独立、自主、平等的政治新秩序。

虽然举办亚运会与民族尊严相关,但是在经济上,这笔账确实成为了难题。在1989年下半年,中央发布文件强调举办亚运会的意义。但是由于资金短缺,剩下六亿元的资金缺口,号召民间集资就成了唯一的办法,为此亚组委专门成立了“集资部”,集资的原则是:完全自愿、量力而行、越多越好。

在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的20年后,35岁的颜海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是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在1987年为亚运会捐款的细节。当时她正在江苏盐城上小学五年级,在报纸上看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号召全国人民捐助亚运会的文章。颜海霞想着,要是每个人都拿出一点钱,国家办亚运会就不用担心没有钱了。她在一个信封里塞入了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1.6元钱,因为不知道应该把捐款寄给谁,索性在信封上写了“张百发叔叔收”。就这样,她成为了为北京亚运会捐款的第一人,后来还受邀来北京观摩了亚运会开幕式。

很多经历过北京亚运会的人应该对电影《我的九月》并不陌生,这部以北京亚运会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其中就涉及到了亚运会奖券的内容。1989年8月9日,首批亚运会基金奖券正式发行,花一元钱买一张有着亚运会吉祥物的奖券,既为亚运会做了贡献,也有赢得奖金的机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套“彩票”,也是今天各自名目繁多的彩票的前身。

在电影中,大榆树小学四年级学生安建军为了攒钱买奖券,瞒着父母饿着肚子省下早餐钱。对亚运会的热情,某种程度上帮他“战胜”了饥饿带来的不适感。在电影中,他还中了五十块钱,并把奖金捐给了亚运会组委会。

电影《我的九月》剧照

甄世宇所在的学校倡议学生买一种利乐枕包装的豆奶,每买一盒相当于为亚运会捐款一元,班上的同学们都买了。除了普通人和各个单位,捐款的名人也不在少数,《我的中国心》的演唱者歌手张明敏为迎接亚运会进行集资演出,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演唱会门票最贵是在北京,3块5一张。就这样,他历时一年多,走了26个城市,最终为亚组委捐出了60多万元。

亚运筹办:指挥作战系统与人人参与

除了资金上的困难,由于种种原因,在亚运会举办只剩下一年时,还有一些重要的基建工程处于停工状态。亚奥理事会甚至询问过中国政府亚运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这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举办亚运会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必须如期举办。张百发因此就在人大代表面前立下誓言:“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亚运工程,我将从目前北京最高点——208米的京广大厦跳下去。”他回到指挥部,又对7个副总指挥说,要跳楼你们先跳,你们跳完我才跳。

亚运工程新建的第一个场馆是北京大学生体育馆,这座场馆耗时一年就建成了。为了迎接亚运会,北京一共新建31座体育馆,维修48个体育设施。这些体育设施在技术层面有可圈可点之处,场馆完全是自行设计施工的,绝大部分建筑材料也是国内生产的。

张百发看到,亚运工程建设之所以能够高质量高速度完成,首先是得益于中央把亚运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工程和“统统要为亚运开绿灯”的决定,也得益于各个单位的合作。“今后受益最大的将是我们的百姓和子孙后代”。

后来出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谢亚龙,在1991年发表文章《90亚运会的成功首先是决策上的成功》,详谈亚运会的组织领导工作,说亚运会的筹办工作是用系统工程的办法进行的。亚运会筹办时,采用了美国在50年代研制北极星导弹时发展起来的宏观管理技术,用计划网络图技术来筹办工作——从1989年5月初到1990年9月22日亚运会开幕前,五百多天分成了4大阶段,然后又按照月份分成小阶段,把一共317件大工作串联起来。

除了用计划网络图进行宏观控制以外,还有对每项具体工作进行微观控制的具体工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要求,亚运会各项工作都要有流程图,不仅要考虑各个细节,还要反复测试,检查环节的漏洞并且不断修改。例如,欢迎工作,就分成了准备、过关、迎接、交通、注册制证、进村、住店这七大环节,一共有97项工作,主线58个、副线25个。

亚运会和现代化战争类似,都需要指挥、控制,需要及时获取信息和情报,所以亚运会的组织管理是按照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作战系统来安排的。在这种设置下,设置了一个指挥室,和组委会下属的38个单位直通电话。

谢亚龙看到,这个指挥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举例说明,就在开幕式当天上午11点到1点,问题就出现了四个:

一是11时02分,北京突发4级地震,二是天气预报称北京傍晚有雨,这两个问题涉及是否要推迟开幕式;三是科威特代表团全体臂带黑纱,和亚运气氛不符;四是伊朗代表团要求引导员必须是男士。前两个问题涉及亚运会开幕式是否要延期,这些问题都是无法依靠现场工作人员能够解决的。正是有了这样精密的类指挥作战系统,才有了后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赞的——“这是我一生到的最好的开幕式。”

在这套指挥作战系统中,各个单位都被动员起来参与亚运会,这让当时的普通人都有了强烈的参与感。当时的宣传口号是“人人关心亚运,人人为亚运出力”“亚运为国争荣誉,我为亚运添光彩”,强调人人参与。也正是因为强烈的参与感,接受采访的几位北京人都觉得,亚运会甚至比后来的奥运会还要热闹和隆重。“那时候,所有人都和这件事有关,都参与到了亚运会里。”甄世宇说。她认为这是当时国家不富裕造成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人民都参与其中了。”

电影《我的九月》剧照

这一年,儿童电影《我的九月》展现出亚运会对普通北京人的影响。电影里,街头巷尾飘扬的《亚洲雄风》旋律、大榆树小学的百来名学生为开幕式的团体体操表演进行训练,主人公安建军因为总是反应慢半拍而被取消了参赛资格,电影就讲述了他如何努力证明自己,最终获得表演名额的故事。

甄世宇所在的学校没有接到团体操表演的任务,但是同学们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她和同学每个人带着一块抹布,到刚刚落成的石景山体育馆(摔跤馆)打扫卫生。不仅如此,在亚运会比赛前的压力测试比赛(即测试场馆实际使用情况)上,他们还穿着花裙子、白衬衫,举着假花,欢迎运动员并且观看比赛。

张煦所在的学校则接到了火炬传递的任务。老师找来了包括她在内的几个学生,抽签决定谁举谁护的问题,她抽到了举火炬。虽然负责的只有50米,但她事前却在脑海里想了很多——火种可是从喜马拉雅取来的,必须要小心。可千万不能跑太快,也千万别摔倒呀,她把各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告诫自己要万分小心,虽然在实际传递的时候,几乎是一眨眼就跑完了。

那一年,江泽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点燃第一支火炬,随后接力的行程遍及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最后一棒的火炬手则是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的获得者许海峰,他在前女排队员张蓉芳及跳水冠军高敏的护卫下,最终点燃了亚运圣火。

张煦说,如果把亚运会看成是一场校内运动会,各个班都来参加。奥运会就更像是级别高一些的区运动会。她认为校内运动会的参与感更强,荣誉感更浓烈,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尤其是这样的经历还是人生第一次,因此给她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当时北京人口也不是那么多,主要是原住民为主。到了2008年奥运会,首都人口大量膨胀,经济的能力也更强,在举办国际赛事上经验也更丰富,这时候举办的奥运给本地居民一种远观的感觉。”她说,看着鸟巢上不断燃起的烟花,确实觉得很震惊,也确实无与伦比,但是感情上就会略微有一点儿遥远,没有那种切肤的体会——“在亚运会期间,我们更有一种角色感,觉得画卷上有自己的一笔。当然,亚运和奥运都带给我们特别大的骄傲和荣耀。”

亚运遗产:城市建设与申奥

《我的九月》里,有一个场景是班主任高老师家访之后,他和安建军两个人从胡同小路走到王府井大街前,这里正在修路,火光四溅的场景预示着北京因亚运而加快的城市建设。亚运工程留下了不少引人注目的遗产。例如它给北京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理名词——亚运村,位于朝阳区西北部。

《北京体育设施布局演进与城市发展》一文作者肖辉看到,在北京亚运会之前,虽然有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北京体育馆等单体建筑为主的体育设施,但是规划布局总体而言处于分散状态。而北京亚运会规划建设了一批体育设施,不仅可以满足比赛的使用要求,也可以帮助解决北京长期以来大中小型体育设施布局的不合理的问题。

不仅如此,亚运会还是“体育设施建设在前,城市发展在后,体育带动城市发展”的案例。当时,奥体中心位于城乡结合部,三环路还没有通车,周围很多农田。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设施的进一步建设带动了城市向北发展,城市重心北移,这个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

亚运工程给朝阳区北辰路和北土城路交汇处带来了熊猫环岛——熊猫盼盼的汉白玉雕塑就矗立在这里,成为亚运会的标志性纪念物。不过,随着2001年中国取得了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市再度进行城市建设,为了修建地铁解决交通拥堵,熊猫环岛被拆除了。

2009年,中科院地质与地球所副所长易善锋撰文《怀念熊猫环岛》,称他认识住在这附近的一家农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们家还家徒四壁、衣难蔽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片地从京郊的庄稼地变成了奥运城,伴随着多次拆迁,农户变成富户,主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者认为,熊猫环岛的建立、消失以及当地景观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亚运会开始的两个月前,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进行视察,他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环视眼前的建筑群,询问伍绍祖和张百发:“你们办奥运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这个超出所有陪同人员预期的问题当时没有人立刻能够回答。不过,亚运会一结束,亚组委的原班人马就组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小组。他们认为,亚运会成功举办的经验和留下的场馆给申办奥运做好了准备。

“申办2000年奥运会,全国人民都觉得一定能成,就是因为亚运会办得很成功。”甄世宇说。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甄世宇记得,当时北京电视台刚放出萨马兰奇说:“感谢北京……”时,画面就转向了敲锣打鼓喜迎申奥成功的画面,她觉得不对劲儿,转到中央台,直播还在进行着——最终,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我们都特别失望,为什么不是我们?”她说,正是因为亚运会的举办的胜利,当时大家都对申奥成功充满信心。后来大家才明白,当时的北京和悉尼存在一些差距,亚运场馆也确实达不到奥运水平。

虽然首次申奥以失败告终,但亚运会确实振奋了许多国人的民族感情。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只获得了5枚金牌,比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15枚金牌的成绩可谓是大幅下滑,这样的表现被社会各界形容为“兵败汉城”。时任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伍绍祖后来回忆说,汉城奥运会后,体育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一度变得很尴尬,在人们眼里,连金牌都得不到,还说什么办亚运呢?

就这样,北京亚运会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翻身之战、证明之战,当时不仅运动员,全国人都希望亚运会金牌能争第一,证明国家的实力。最终不负众望的是,中国一共获得183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59%,打破一项世界纪录,30次创亚洲纪录。这以后的所有亚运会,中国都取得了金牌、奖牌榜第一名。

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国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弊端。强势的东亚三国中、日、韩在体育综合能力和对体育的投入上,是亚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会带来体育强国对金牌的垄断以及其他国家的沮丧感。因此,到第15届亚运会,中国开始在女排、体操等项目上安排二线的队伍参与,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年轻球员,而且也让比赛水平更加平均。

虽然首次申奥失败,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成功,让中国人对待大型体育赛事更加从容。从北京亚运会,到后来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2022年杭州亚运会,见证了国家体育事业以及整个中国的不断强大。

北京亚运还是“举国总动员”,赛事准备备受瞩目,每块金牌都令人津津乐道。如今,亚运会成为了一项节日甚至旅游项目,人们的求胜心态也逐渐消散,变得更加平稳从容。

《两届亚运会见证中国体育之路》一文作者付芳看到,到广州亚运会上,国人“口味提高了,眼界提高了,观众素质提高了”,对任何对手都十分尊重,对弱者更能给予掌声和鼓励。从亚运会的变迁中,当代中国人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参考资料:

《回顾1990年北京亚运会》伍绍祖 口述 汪文庆 整理

《亚运变奏曲记——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孙葆丽

《亚运会与亚洲政治分析》 杨剑

《亚运排球|1990年女排豪取三连冠 赖亚文闪耀北京》

http://sports.sina.com.cn/others/volleyball/2018-08-02/doc-ihhehtqf6419089.shtml

《张明敏:从我的中国心到我的中国梦》

http://news.cctv.com/2017/06/29/ARTIHfQYoUKn1WJUuxqRLYA4170629.shtml

《亚运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原因与对策》董杰

《亚运热之捐出来的亚运会:1.6元引燃的捐款热潮》

http://2010.163.com/10/1107/21/6KTSKDL300864J5O_all.html

《“跳楼市长”张百发:看着像“大老粗”,但堪称“社会大学”教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534513945666191&wfr=spider&for=pc

《怀念熊猫环岛》

http://www.lt.cas.cn/ztbd/mjzx/200908/t20090807_2352429.html

《邓小平最早发出申奥信号》朱玉成 《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14日

《东方早报:一家企业伴随亚运的生死轮回》http://yayun2010.sina.com.cn/r/2010-11-12/08545301537.shtml

想当年|导演尹力:我的“九月”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681244587962820&wfr=spider&for=pc

《两届亚运会见证中国体育之路》付芳

《<亚洲雄风>背后的人与事》吴志菲

《身体视域下近代音乐实践中体育话语的生成逻辑》戚玉楼、李城

《为了辉煌的一幕——专访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张百发》张忠武

《两届亚运会见证中国体育之路》付芳

《从北京亚运会和奥运会主题歌探析中国时代精神的变迁》杨建营、陈春军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月

《从北京亚运会看体育之政治经济功能的社会效应》李习友 张克仁 《福建体育科技》第九卷第四期

出版社, 2017.09.

俞吾金.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 Z]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01.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10.

王凤才.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03):34-4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写:潘文捷,编辑:姜妍

Next Post

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缘何国外火爆国内寂静

周二 3月 16 , 2021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21年03月16日 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在并购、私募股权投资与风险投 […]
登录 注册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