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绘制中华民族“体质地图” “乡野教授”郑连斌 一路寻到雪山尽头

  2018年,郑连斌(左)教授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进行水族体质测量。 受访者提供

  “你见过现在还穿明朝服饰的‘屯堡人’吗?”

  “你知道汉族人成年后,年龄越大耳朵和脸越长吗?”

  “你听说过西南边陲生活着一个只有600多人的‘莽人’族群吗?”

  “你知道历史名著里‘身长八尺’‘垂手过膝’‘面如重枣’的真假吗?”

  ……

  这些“生僻”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一位七旬教授40年跋山涉水的乡野调查中。

  学生眼中的他,很“神”——

  “他看一眼,就大概能判断出是什么民族。”

  “公安局都打电话来,希望他协助辨认一名犯罪嫌疑人来自哪里!”

  同事眼中的他,很“拼”——

  “年近七十,还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跑到喜马拉雅山深处,做夏尔巴人调查。”

  “就为了顺利采集数据,酒量不大的他,在少数民族村寨大碗大碗喝酒。身为教授的他,因为在城市摆摊测量,几次被当作‘江湖骗子’带走。”

  同行眼中的他,很“倔”——

  “研究这个,很难发表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同行纷纷离开,但他却坐得住冷板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曾经只有8000元研究经费,他一分掰成两半花,硬是撑了好几年,跑遍了内蒙古各盟市。”

  家人眼中的他,很“抠”——

  “为了省钱,他住过5元一晚的小旅馆,还搭过马车、拖拉机。”

  “一套衣服一穿好多年,一个背包早已破旧不堪,就是不舍得换。”

  他就是郑连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我国顶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中国人的体质数据能够被这样全面地记录下来。在郑连斌和他团队的坚守下,中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得以建成,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图’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他这样说他坚守的意义——“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我们坚持研究,就是为了给中国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提供数据基础,使生产设计、标准制定等更加科学。比如,摸清体质数据‘家底’后,才能知道该生产多大的帽子、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凶手。”

  跋涉30余万公里,走过22个省份,“乡野学者”一步步揭开民族“密码”

  为了这部中华民族的“体质地图”,他从最北端到最南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山水迢迢走过30余万公里、走遍22个省份,用大半生记录下中国39个民族的6万份、400多万个身体体质数据,并将这一串串神奇的数字排列组合,“翻译”出中华民族基因与生活写下的“密码”。

  如今,72岁的他,脚步仍在继续……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0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郑连斌荣获2020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殊荣被摆在工作室的一角。绝大多数时间,这里却见不到他的身影。他的“工作室”,在雪域高原,在西南边陲,在苍茫草原,在荒凉戈壁……

  年少的学生每次在校园中,偶遇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教授时,总希望听他讲讲那些奇妙的故事。

  郑连斌从事的是中华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从1981年写作本科毕业论文算起,已有近40年之久。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到天津师范大学,他的科研生涯被“趣事”串起。

  “人类体质学都研究啥?是跟体检一样吗?”

  总会遇到这样的疑问,郑连斌每次都耐心地解释:“简单说,就是要用国际学术界统一承认的马丁尺、弯角规、直角规等工具,对人体80多项详细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比如上红唇高、环手指长、鼻翼宽度、月经初潮年龄、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跟着郑教授,奇怪的知识总在增加。”学生们说。

  “未识别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长征”中的“高光”。

  中国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否只有56种答案?郑连斌说,不是。

  “很少有人知道,大约有64万中国人的身份证上,未明确标注民族。他们往往住在偏远地区,几乎与世隔绝,像西南边境地区的‘莽人’,仅有600余人,过去他们居住的4个村子中,有3个连路都不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应该留下自己的体质‘脚印’。”他解释说。

  对于这些“未识别民族”的研究,郑连斌费尽心力。

  藏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夏尔巴人,就是其中之一。

  “2006年,我们第一次入藏,就想测量夏尔巴人的体质数据,但去往他们聚居区的路并未修好,调研只得作罢。”郑连斌说,固守着独具特色民族文化的夏尔巴人,因给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当向导、做背夫,而闻名于世。如今,中国西藏境内的夏尔巴人约4600人。

  心心念念了十年之久,2016年,他与研究团队终于有机会再次入藏,在完成门巴族、珞巴族的体质测量后,于盛夏时节到达雪山深处。

  体质测量是为了科学研究,并非政府行为,走南闯北这些年,郑连斌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为了“打通”关系,他们往往提前购买毛巾、洗衣粉之类的小礼品作为“见面礼”。这一次,他们给夏尔巴人准备了洗衣皂。

  夏尔巴人的村寨在山上,团队成员之一、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包金萍回忆说:“我们天蒙蒙亮就出发,可街上找不到吃早饭的地方,只好饿着肚子,带着测量工具和礼品登山。山路简直是垂直而上,攀登相对海拔400米的1900多级台阶,就用去了一两个小时。我们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是郑教授却跑在了我们11个人的最前面,第一个爬上了山顶。”那天,68岁的郑教授站在台阶上不断地给团队鼓劲,包金萍记忆犹新。

  村寨难寻,但登顶那一刻,团队看到了身着鲜艳民族服装,围过来的夏尔巴人。“仿佛在过节,我们被他们的憨厚纯朴感动。类似这样的瞬间,是我坚守这份事业的原因。”郑连斌说。

  那一次,98例夏尔巴人男性、84例夏尔巴人女性的体质数据,被一笔一画记在了表格上。也是那一次,中国夏尔巴人的身体数据有了第一份记载。

  跋山涉水,有时脚步还能“穿越”历史。

  在一次贵州大山深处的测量中,他们遇到了汉族的一个分支——屯堡人。

  “乍到屯堡目恍然,女装宽袍六百年。绑腿绣鞋皆大脚,石屋傩戏古风延。”郑连斌这样描述他乍见屯堡人时的一幕。

  “我们在贵州安顺找到了屯堡人,传说他们是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所派大军的后人。因军队驻扎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所以称为‘屯堡人’。他们来自江南,在贵州山川阻隔下,历经600年沧桑,但建筑、服饰、娱乐方式都依然沿袭着明代的习俗,简直是古代中国汉族留下来的‘活化石’。”郑连斌讲起历史,眉眼里生着光。

  同为汉族,但民系、分支众多。“中国汉族各方言族群的身高是多少,哪个族群最高,哪个族群最矮,哪些族群的年轻人已经迈入高身材行列?”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没有人能回答。

  2009年,郑连斌带领着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

  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他们避开了北上广这样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走过20个省份,历时4年,测量了4.3万多名“典型”的汉族人,并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较为完整的汉族人体数据库。

  这场大规模的测量,也换回了不少“有趣”的结论。

  ——研究分类的11个汉族方言族群中,华北、江淮、东北方言族群身材最高,赣语族群身材最矮。

  ——相对来说,北方汉族人鼻根较高、面部扁平、颧骨高、嘴小;南方人鼻翼宽、面部立体、嘴大。

  ——汉族人成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身高越来越矮,耳朵和脸也越来越长,眼睛在变小,颧骨变凸,眼睛颜色变浅,皮肤颜色变深。

  ……

  “通过调查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不仅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郑连斌说。

  走访39个民族,采集400多万数据,“摆摊教授”一次次被城管“带走”

  宇克莉是郑连斌多年的“战友”,作为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她这些年随着郑连斌走南闯北,饱尝奔波之苦。

  可她印象最深的,却是跟着郑老,刷新了“一名教授被城管‘带走’”的次数。

  “最初做汉族体质测量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常常选个城市的广场、路边,拉个红色条幅,写着‘人体测量、免费测量’,就摆开架势工作。有好几次,在不同的城市,城管怀疑我们是卖假药的,就把我们‘带走’了。”宇克莉笑着做无奈状。

  城管的误会,很快便能解开;老百姓的不解,却需要团队费番功夫。

  “在村里给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测量时,有时得跟着向导一家家敲门,一遍遍解释。有些地方的人们,排着长队来接受测量,我们从早忙到晚,直到看不清尺子的刻度才作罢,但还是会有人测量完之后抽掉表格转身就走,就因为‘怕泄露个人隐私’。”宇克莉说,每每这种时候,郑老总是第一个上前解释,然而总有怎么解释也不行的情况。

  甚至有一次,有商家认为团队的测量点位影响了自己的生意,一脚踹飞了桌子。

  “所以我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郑连斌说,譬如如何与当地政府沟通、挑选什么样的联络人、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样安排路线和时间……这都是自己多年组织测量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宇克莉至今能回忆起2015年,在泸沽湖畔为摩梭人做体质测量时的情景,“当地是热门旅游地,摩梭人都忙着挣钱,根本没空搭理我们。”一筹莫展之时,郑老反而乐呵呵地带着大家开始“观光”,等到夜幕降临,摩梭人开起了篝火晚会,他赶紧带着大家和他们“卖力”地唱歌、跳舞。第二天,被“拉近了关系”的摩梭人终于三三两两来到测量点,测量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不解可以化解,深山远途中潜藏的凶险却难以预料。

  有一年,郑连斌团队前往西藏墨脱寻访“未识别民族”珞巴人。路上遇到了塌方,但村里却来信说,等待测量的村民已经到位。等修好路再走,什么时候才能到村里?郑连斌果断决定弃车,翻越巨石,走路进村。

  这是一条在半山腰生生凿出来的路。一侧是几十米的悬崖和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另一侧是石头摇摇欲坠的山壁。“几个女同学吓哭了,我在前边探路,宇克莉负责断后,保护着学生翻过塌方路段。背着测量仪器,徒步近两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目的地,来不及休息,立即开始工作。”郑连斌说得轻描淡写。

  另一次,郑连斌和团队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村子里,整整失联了三天,家人几乎打遍了所有能打的电话,找遍了所有可能联系到的人,却一无所获。

  还有一次,在四川平武为“白马人”做体质测量时,遇到了罕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的衣服,郑连斌被冻得身体完全没有了感觉。

  ……

  这样的经历,对常年跋涉在路上的郑连斌和研究团队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加入他的团队,首要要求是特别能吃苦。他有句口头禅:“这些都是小事。”

  学院教师张兴华说:“加入时有心理准备,知道会很苦,但没想到这么苦。而且郑教授对每一次测量是否准确,每一个数据是否精确,都有严格的要求。”

  郑连斌不仅“拼”,还“抠得出名”。

  “虽然已是承担国家级项目的教授,但他总是尽量找价格便宜的旅店,吃饭能吃饱就行;很多年我们都是坐火车、搭顺风车去做调查,有时还坐拖拉机、马车。”说起郑连斌有多“抠门”,团队成员都有“案例”。

  “我的第一笔科研经费是8000元,用这笔钱,我花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11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居地,完成了国内首次全面的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现在经费虽然宽裕了一些,但是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真正的科研上。”郑连斌说。

  出差抠,对自己更抠。

  郑连斌身上背着的单肩包内侧,皮子已经完全斑驳脱落,这个包跟了他十多年。身上的衣服,也反反复复只有那么几套,连团队成员都忍不住提醒他,郑老买几件新衣服吧!

  “研究之外的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放在心上。”他说。

  宇克莉说,对郑老来说,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只有那些填满数据的表格。为此,她讲了一个故事。

  2009年之前,团队出差只能坐火车,去趟云南,单程就要三天时间。“去程的时候,空白的测量表格学生背着。但只要到了测量点,表格上填上了数据,就得归郑老保管。一路上他都自己背着,连坐火车,他都要把一捆一捆的表格压在枕头下,睡觉就这么枕着,多高都枕着。”

  听到这话,郑连斌脸上全是不好意思的笑。“这些数据实在来之不易,我粗略地算过,一张填写着数据的表格成本是25元,这都是国家的钱。还不包括我们千辛万苦地联系沟通、路途往返。”

  为了解释一张表格的重要性,郑连斌轻轻拉开了工作室中的抽屉,满满当当都是分门别类的纸质表,他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每张表,都记录着80多项详细指标,一个个指标观察、测量、填写下来,至少需要12分钟。”

  说罢,他又迅速地将表格收进了抽屉。这些表格,他视若珍宝。

  坚守40年,72岁再出发,“古稀专家”还在一笔笔绘制“体质地图”

  不知是否因为走过了数倍于常人的路,早在五六年前,郑连斌就患上了腿疾,右腿不能伸直,总是隐痛不已。

  “以前调研我总是走在第一个,可是现在走不动了。”

  我国“未识别民族”主要隐没在西南边陲的群山峻岭中。团队成员都劝他,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该享享清福了,不要再亲赴采样地了。

  但他却没有停下,继续“冲”在乡野调查的一线。“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事情,我们打好基础,未来随着科技和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些数据会发挥更大的价值。”他说。

  近40年里,由郑连斌、宇克莉等人组成的体质人类学科研团队,已经在国内率先完成了汉族、蒙古族等39个民族的体质研究。另外,郑连斌教授带领的科研队伍还对僜人、夏尔巴人、革家人等“未识别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目前累计完成了14个,他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研究范围覆盖到我国境内全部“未识别民族”。

  “过去只有文学记载,‘身长八尺’‘垂手过膝’‘面如重枣’,这都是虚的!具体是多高啊?手有多长啊?没有具体的数据,历史上的人长什么样咱们全凭想象。可从现在起再过几百年,那个时候的人想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样,能查阅我们留下的资料。”郑连斌说。

  科研的路并非坦途。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转向了容易发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类学,但郑连斌却始终未动摇。

  “我那个时候没有钱,就拉着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搞,甚至去敲素不相识前辈的家门请教。后来,我们的研究得到了肯定,也坚持了下来。”

  为什么不转行?他的回答是“国家需要”。

  “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而我国的研究那个时候才刚刚起步。我们要奋力追赶,因为民族体质特征数据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太重要了。”郑连斌说。

  摸清中国人体质的“家底”,郑连斌一直在坚守。目前,我国三支重要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团队,有两支由他创建。

  坚持也换来了收获。这些年,郑连斌和他的团队已经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宇克莉、张兴华在郑连斌几十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连续申请了《中国南亚语系十个民族的体成分研究》等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在2020年也拿到了《西部民族走廊的16个族群体成分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2018年)的社会学学科排名中,郑连斌的论文影响力位列第一。

  “这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几十年坚守,摒弃浮躁短识功利,获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就,填补了国家的空白。”许多业内著名专家学者感慨。

  张兴华说:“因为先生的工作,很多民族有了第一份完整的人体数据。他领先其他人类学工作者记录的第一份完整的、详细的当代中国人体质数据,将成为千百年后宝贵的历史文献。”

  郑连斌的书桌上,有一篇他自己写的《体质人类学科研工作杂忆》。在这篇千余字的七言组诗的最后,他写道:

  “天南地北洒汗水,五湖四海结情缘。愁累苦烦次第过,更兼几度遭危险。不愿人世平如水,喜将今生付流年。”

  常常会有人问郑连斌:“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如今,他用白了的发,弯了的腰,慢了的脚步,以及40年的岁月回答——这是一部中华民族体质的“地图”。

  他说:“中华民族还缺少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数据。我既然从事了这项研究,就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工程浩大,但我还是想坚持下去。”

  所以,他不愿停止。

  接受记者采访两天后,已经72岁的郑连斌再次出发,在北部湾的海天苍茫间,探访广西的“海洋民族”京族……(本报记者刘元旭、白佳丽、张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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