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管所里的优等生:反杀校园霸凌者入狱6年,想去远方看大海

文|李晓芳 编辑|王珊

文章摘要:

如果那天能早起一点就好了。后来的六年,陈泗翰总会这么想。

他的人生以15岁的那天为分割线。那天之前,他是县城中学里那种标准的优等生,瘦高,有点驼背,戴笨重的黑框眼镜,成绩排在班里前几名,犯过最大的错是早自习偶尔迟到三五分钟。那天早上,他又要错过早自习的上课铃声了,匆匆收拾好书包往学校赶。如今回想起来,毫无预兆,那不过是和往常一样的普通日子。

但从此,一切似乎都在错过。中考、高考,还有六年里每一个原本值得铭记的关键时刻。看守所和少管所的窗外,只有被铁栏杆分割成一小格一小格的天空。

或许就是那次晚起,让他在学校食堂遇见了一群人,引来了谩骂和殴打。他忍耐着,最终在校门口几百米远的窄巷中,挥刀刺向另一个15岁的少年。

后来的六年里,他把关于那天的很多记忆都封存了,他是怎样被拖进那条小巷的,第一刀是怎么刺出去的,甚至死去男孩的脸,他都不记得了。唯独记得那是个湿哒哒的阴天,太阳曾在下午短暂地露出了脸。

瓮安四中 图/李晓芳

小巷里的江湖

这条小巷不过三步宽,夹在两堵高耸的水泥墙中间,没有摄像头,角落被青苔染出暗绿痕迹。往外拐出去,是一条几百米长的小吃街,10元一碗辣鸡粉,6元一个香辣鸡腿堡,3块钱一小杯奶茶。炉灶点起,等待马路对面的瓮安四中敲起放学铃声,经年不息的烟火熏得路砖结起一层黑色的粘腻油污。

下午4点45分,穿红黑相间校服的学生走出校门,像潮水一样铺满街道。陈泗翰曾经就在他们中间。

2014年4月30日,陈泗翰还是贵州省瓮安四中里的一名初三学生,每日最大的烦恼是浮动的中考模拟考试成绩和试卷背面的最后一道数学题。第二天是五一假期,学校没有给初三学生上最后一节课,4点45分放学,但十几分钟后,他被迫走进了那条没有摄像头的小巷。

领头的孩子叫金盛,14岁,跟陈泗翰一样是瓮安四中的初三学生,两个人不在一个班,但陈泗翰知道他。学校会用广播或在布告栏通报批评违反校纪的学生,陈泗翰时常能听到他的名字。他也听同学们谈论过金盛,几乎都是他们一群人又欺负了几班的谁谁谁。但交集仅止于此,直到4月30日。

这一天,陈泗翰起晚了,担心迟到,他没有在家里吃早餐,打算直接去学校,凑巧同桌前几天还给了他一张食堂早餐券。关于那一天,以及后来的六年时光,陈泗翰说自己想不起其中的许多事,“我还是情愿去忘掉它。”可他总是会想,“如果那天我能起早一点就好了,我就是因为起晚了没吃早餐才去食堂,很少去吃的,就唯独那次去吃了。”

食堂里的学生不多,排队打早餐时,同一个年级的李明明踩了陈泗翰几脚,并说:“我喜欢踩,你想搞哪样!”陈泗翰回嘴,包括李明明、金盛在内的七八个人围上来对他拳打脚踢,直到食堂阿姨大声呵斥制止。

冲突过后,陈泗翰坐下准备吃粉,有同学提醒他不能吃。他才发现汤里有一坨白色的泡泡,像是口水,他倒掉了米粉,准备回教室。金盛走过来敲他的头,“你服不服?”陈泗翰没回应。

课间操时,陈泗翰再次遭到殴打,十几个人在学校走廊堵住他,他被扇耳光、用脚踢,一步步退到厕所门口,金盛甚至从厕所拿出了扫帚。有同学在旁边喊“不要打了”,但没人敢上前制止。殴打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课间操结束,上课铃声响起。回到教室,有同学看到他的额角被打出了血。

事情依然没完。中午放学时,李明明和金盛找到陈泗翰,说下午放学要打一架。根据警方资料,当时陈泗翰身高1米75,李明明1米68,金盛认为,赤手空拳决斗,李明明打不赢。他提议,“你们两个一人拿一把刀单杀。”

陈泗翰是从50公里外的福泉市转学到瓮安县的,他借住在二伯家,每天通过电话和父母沟通。中午回家时,二伯和二伯母去参加婚宴,家里只有表哥和表姐,看到他脸是肿的,有点发紫,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陈泗翰垂着头,缩着肩膀,低声说,“被人打了。”

还在上高中的表哥和表姐没有想太多,表哥叮嘱陈泗翰下午不要出校门,等他放学后来接他。他想学校有老师,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陈泗翰答应了。他们计划放学后一块坐车回50公里外的福泉市,度过接下来的五一假期,陈泗翰的父母还在家等着他。

马上就要中考了,陈泗翰没有把这场争端告诉老师,也没有告诉家里的大人,甚至没跟班上的好朋友说。同桌倪小伟听到他早上在食堂和人发生冲突,也看到上午许多人围着殴打他,但倪小伟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他后来看新闻报道、判决书,才一点点拼凑起完整的拼图。他后来在寄往少管所的信中说:“你不是答应我不跟人打架?”

事实上,那天放学后,为了避免发生冲突,陈泗翰一直在给表哥打电话求助,但还在上课的表哥没接。之后,他被那群人从五楼拉到一楼,拉进学校外那条窄巷。李明明叫人计时,每隔10秒就踢踹他一次。

对方一共二十多人,在旁边虎鹰扎啤店打工的龙哥也来助阵,龙哥比他们高两届,毕业后一直在学校附近混。金盛、李明明经常和龙哥一起玩,他们一起打过三四次架。陈泗翰后来才知道,龙哥在学校时就是那个小团伙的老大,“他毕业了校园老大就换成金盛。”

陈泗翰听到龙哥对李明明放话,“你不把他杀到不要来见我。”

混乱中,陈泗翰感觉一个叫贺成的同年级男生往他的校服口袋里塞了什么。在陈泗翰的记忆里,贺成放学后从小吃街的另一头经过,也被李明明和金盛等人拉进小巷殴打。

口袋里沉甸甸的。陈泗翰伸手进去,左手被划出一道口子,是一把可以折叠的卡子刀。

两堵高墙中间的巷道,如今已经装上了摄像头。图/李晓芳

瓮安的雾

陈泗翰说不出瓮安和福泉这两个黔南小城有什么区别,它们都多雨,终年湿漉漉的,阴天是最常见的天气,瓮安因为山地多,雾气更浓重些,时常能看见不远处的山间,一团又一团浓雾层层笼罩下来,总也吹不散。

他13岁离开父母,转学到瓮安四中。他内向、腼腆,父母和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不爱说话”,尤其是跟生人。但他和班上50多名同学都相处得很好,没闹过矛盾。玩得最好的是同样排名前几的几位同学,班里按成绩排座位表,他和朋友们来来回回,总是坐在二三四排。

教室黑板上画着的倒计时牌显示,距离中考仅剩一个多月。陈泗翰和朋友们比赛解数学题,课间闲聊时约定,一起考瓮安一中,那是县城里最好的高中。聊到未来的志愿,陈泗翰想学计算机,成为一名游戏设计师。他想去外面看一看,他喜欢蓝色,喜欢大海,未来可能会选一座靠海的城市。

瓮安四中的初三有十几个班,七八百人。出事之前,陈泗翰和李明明谈不上认识,毫无交集。按照多位四中学生对《新京报》的说法,李明明“家里穷、没势力”,跟着龙哥混,过人之处在于“凶狠”。

李明明老家 图/李晓芳

校园里不止这一个小团伙,初中三个年级,大大小小有好几个,每个团伙几十人,一半是学生,一半是附近职高的,或是初中就辍学打工的十七八岁少年。每到深夜,总有附近的居民看到一群穿校服的学生,跟着“染黄毛”的小混混们走在一起。

他们在书包里藏棍子,在口袋里塞刀子,团伙间互约群架,或是在校园里随机挑选殴打对象。“学校都怕他们。”一位四中毕业生说,“看不顺眼的就要打。反正各种不服,他们都要治一下,打到服。”

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被选中的学生通常不会上报学校,有人觉得丢脸,有人担心告诉老师后反遭报复。和陈泗翰一样,他们选择默默忍耐。直到那天下午,陈泗翰用一把刀结束了这一切。

第一刀刺在李明明的右侧锁骨处,留下一个指节大小的创口。李明明也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把黑色卡子刀,在陈泗翰的左背部刺了一刀。搏斗中,陈泗翰刺出第二刀,转身逃跑。李明明拿着刀追了十几米,缓缓倒下,被送进医院时,伤口还在往外冒血,没多久,胸口就没了起伏。

后来录口供时,贺成提到是陈泗翰主动向他要的那把刀。陈泗翰的母亲李荣惠到学校找过贺成。她说,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学校办公室里,贺成查看了他们的手机没有开启录音,远远放到一旁,才开口,“嬢嬢,我是看陈泗翰被打得太可怜了,我才给他递了把刀。”

陈泗翰的代理律师林丽鸿后来翻阅卷宗发现,贺成的三次口供都不一样,部分细节有出入。但法院最终认定,陈泗翰在单杀邀约下,准备了一把卡子刀,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方的动机和故意。

左背部的刀伤也让陈泗翰躺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左侧开放性气胸,当场发了病危通知书。李荣惠说,当天晚上,政府人员就到了医院,催着他们给李明明家赔钱,达成和解协议。

瓮安人习惯以2008年来划分瓮安的发展历程。2008年,瓮安三中一名初二女学生死亡,家属不认同调查结果,维权逐渐发展成一起轰动全国的打砸抢烧事件,县政府大楼、公安局等被烧毁,一百多名公安民警被打伤。

再处理类似事件时,瓮安县政府反应迅速。2014年5月2日,在政府协调下,陈家赔付李家“死亡丧葬费和赔偿金共计11万元”。李荣惠说,当时家里前前后后只凑出来5万,“还有6万是政府掏的,让我们不要说出去,不要把事情闹大。”

陈泗翰当时还不知道大人之间的协商交易。他想尽快回学校上课,马上就要中考了。5月13日左右,陈泗翰被母亲搀扶着送到学校。放学时,李荣惠看到校门口围着三四个染黄头发的男孩,她赶紧去找学校保安。当初在医院做手术时,表哥就看到医院走廊出现了几个染头发的小孩,要找陈泗翰寻仇。

没敢继续到学校上课,陈泗翰选择在家里边养伤边复习。2014年6月4日是陈泗翰的15岁生日,几个同学到家里帮他过生日。他记得那天他们一块唱了好多歌。5天后,陈泗翰因涉嫌故意伤害被瓮安县公安局批准逮捕,父母甚至没来得及好好跟他交待几句,陈泗翰已经进了看守所。

2014年8月29日,瓮安县人民法院认定,陈泗翰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并用刀刺伤他人致被害人死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金盛、贺成在这次斗殴中起到一定作用,并有过错,各自需要承担20%的民事责任。

接到判决,陈泗翰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紧缩着,机械地按手印、签字。

李荣惠在家哭了一天。她和丈夫陈善坤上诉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当地的律师向她打包票,说这就是防卫过当,顶多是五年刑期。

李荣惠想过要追究校方责任,但陈泗翰不让,怕连累班主任薛老师,他对李荣惠说,“老师也没有办法。”在他的描述中,薛老师带了他近三年,总是鼓励他好好学习,每周给李荣惠打电话告知他的在校情况。出事前两天,陈泗翰早自习迟到了两分钟,薛老师还打电话给李荣惠说明情况。但那天事情发生后,李荣惠再没见过薛老师,她去学校开证明、搬东西,陪同接待的全是陌生面孔。

二审没有开庭,法院给的理由是“事实清楚,维持原判”。在看守所待了9个月后,陈泗翰在2015年2月被正式转移到未成年犯管教所。

案发地华竹园C区东南角 图/李晓芳

“想我时看看天”

夜晚的监室其实很有趣。熄灯后,先传出来的是好几波鼾声,此起彼伏,像一支协奏曲。有人开始说梦话,仔细听,发现那梦话还能自问自答。对面上铺的男孩突然坐起来,在床铺中间走过来走过去,第一次看见还惊讶,后来就见怪不怪了,那是在梦游呢。偶尔,一室的“喧闹”里会泄出几丝哭声,大都是刚进来的孩子,年纪小,还没习惯。

陈泗翰常常失眠,监室外的大灯是彻夜不关的,他会从箱子里随便掏出一本书,就着大灯漏进来的昏暗光线,一边看一边羡慕室友们绝佳的睡眠质量,看累了再沉沉睡去。

他不记得自己失眠的时候都会想些什么,过去的几年,他“经常删除记忆”,“我从来不清楚,不想想,也不想记。”

洪其俊是陈泗翰进少管所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洪其俊是监室里的老犯,负责给陈泗翰讲规矩,带他适应环境。洪其俊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比较老实,很内向,话很少。”其他孩子不怎么跟陈泗翰接触,“里面好多都是社会上的,他读书的,别人跟他说很多社会上的东西,说不到一块。”

洪其俊性格温和,对陈泗翰很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同的经历,洪其俊也是因为在学校里遭到殴打,反击后伤了人被送进来的。两人成了朋友,偶尔聊彼此的案子,都不愿深想,迅速带过。陈泗翰会跟他聊自己班上的那些好朋友,说他们初中三年经历的各种趣事。

一审判决后,陈泗翰班上55名同学自发写了联名信,签字按手印,请求法院轻判。他们在信里写道: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人犯,他曾经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名积极向上的同学,更是这起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一个需要你们保护的受害者。但这封信只是情谊的证明,起不到任何法律作用。

陈泗翰班上55名同学写的联名求情信 受访者供图

少管所每月有一次探视机会,半个小时会见时间。李荣惠夫妇每个月都不落下,“他只有我们了。”他们不想让陈泗翰有任何被抛弃、遗忘的感觉。

每次去探望,李荣惠问一句,陈泗翰答一句。

“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不错。”

“不管饭菜多不好,你都要给我多吃点知道吗?”“好。”

“不要舍不得花钱,不够了爸爸和我再给你打。”“够的了。”

“多买点牛奶喝。”李荣惠知道陈泗翰最喜欢喝牛奶,从小家里就是成箱成箱地买牛奶。陈泗翰终于说了个长句,“妈妈,这里不是那么容易能喝到牛奶的。”李荣惠觉得鼻酸,有泪涌进眼眶,只能赶紧低头抹一下眼角。

陈泗翰在监室里更不爱说话了。他蹲在小板凳前,或是趴在床上,很多无法表达的情感被他写进信里。

最开始,他给父母写:“我好想您们呀,但外面和家里的情况我却一无所知。我听说这个星期六高中高一的要开学了,我担心会见不到同学们,他们现在都没送照片和信来。爸、妈,您们的身体并不如往常了,多加点衣服,保重自己的身体。请帮我送几件衣服长袖的,谢谢您们。”落款:“您们的儿子:陈泗翰”。

后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判决结果:“我的身体已经慢慢的好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我的判决都还么有下来。”又给自己鼓劲,“爸、妈,我一定会好好的。待我接判决得(的)执行后,我就可以申请接见了,就可以看到你们了。你看选一个时间,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人。”落款是英文,“your son:陈泗翰。”

二审上诉时,陈泗翰还抱着希望,他央求李荣惠给他寄照片,“妈妈麻烦您帮我寄几张一家人的合照和我的照片还有同学们的照片,照片不要有外面那层塑胶。同时也向同学们说声’新年快乐’,帮我谢谢他们……我听说我有可能会二审,就是我有机会改判了。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也许我也在看。”他不知道就在半个月前,二审维持原判。

陈泗翰在看守所写给父母的信:“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也许我也在看。” 受访者供图

刚接到判决,李荣惠的姐姐们担心她得抑郁症,每天轮流守着她。五姐总是开导她,“昊儿(陈泗翰小名)幸好还捡到一条命,判就判了。”她不能接受。

早些年,丈夫在开阳县工作,经常不在家,她工作也忙,却从来没想过撒手让外婆或阿姨们带,要么把陈泗翰一块带到办公室,要么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照顾陈泗翰,她认为这是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陈泗翰转学到瓮安后,她每天晚上都要跟他通一个电话,了解他的日常生活、学习情况。她觉得自己作为家长,把该做的教育都好好做了一遍,可没有人告诉她,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要怎么做?

后来,李荣惠和五姐开车回瓮安,到陈泗翰的二伯家取同学们给他写的联名求情信。她们目睹了另一起校园暴力,“就在旁边一个小巷子里,几十个学生围着一个孩子打,还有这么长的西瓜刀,他们就你一脚我一脚地踹,那个小孩脸上都是血。”两个人在车里哭成一团,五姐把车开到二伯家楼下,让李荣惠赶紧进楼再报警。她们想到陈泗翰,那天是不是也被这么多人围着打?

五姐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妹妹才想通了。好歹昊儿还活着。”

李荣惠庆幸儿子还活着,可不该儿子背的罪,她不希望就此留在儿子档案里。李荣惠找了几十个律师,都跟她说八年判得过重,却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申诉材料寄到黔南州检察院,几年下来,光打印费就花了上千元。始终没有回音。

唯一的一次,州检察院给她打电话,“李荣惠,把你的材料拿回去”。她到了那栋新建的大楼,地板锃亮,能映出人影。从值班的小姑娘手里接过材料,刚下到大厅,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大哭了一场。那一次,李荣惠是真的想过放弃。但哭完,想到少管所里的儿子,“我们都放弃了就更没人帮他了。”

少管所里的优等生

陈泗翰说他记不起李明明的模样了。挨打那天,因为恐惧,他始终垂着头,避免和他们对视。第二天,从手术中醒来,才得知李明明死亡的消息。他躺在病床上哭了,他说不清那一刻的感受,极其复杂,既害怕又难过,他对李明明有愧疚,也无法相信自己从此“手上沾血”。

过去的十五年,他都是最循规蹈矩的那类孩子。在少管所,父母、代理律师都问过他,未来有什么计划?他说想继续读书。案子进展不乐观时,他一开口还是说想读书。父母、律师都感慨过,“孩子是不是被关傻了?”

对他来说,这是自己最熟悉的事情,也是确定自己还是过去那个自己的方式。

2017年8月,陈泗翰的同学第一次到少管所看他,他们刚高考完,陆续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李荣惠带了三个同学进去,她记得陈泗翰那天很开心,一直在笑。月底的亲情电话,陈泗翰第一次主动让她寄课外书过去。也是在那一年,陈泗翰让家人给他寄了一把吉他。

劳动回来,只要有时间,陈泗翰就抱着琴练习。有时候,监室里的二三十个孩子在说话、打闹,他听不清琴声,但只要摸着琴弦,他就感到平静和满足。娱乐时间过了,吉他被收回去,他就捞出书来看。音乐和书籍给他建起了一个庇护所。

洪其俊跟陈泗翰有一些共同爱好,比如练字,有空闲的时间,可以拿笔写字时,两个人并排坐在书桌前临摹字帖。还有唱歌和弹吉他,他们自己看教材,摸索着练习和弦。

进少管所之前,洪其俊在班里的成绩勉强够得上中等水平。晚上和陈泗翰一块值班,他总看到陈泗翰捧着书,值班一小时,陈泗翰就能看一小时。他试过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是陈泗翰很喜欢的一本书,提过好几次,“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意思,看久了好像也还行。”洪其俊看了很久,最后好像也没看到结局。

因为表现良好,陈泗翰在2017年被任命为班组长,协助管理一个监区的二三十个少年。监室是另一个江湖,里面的孩子大多脾气暴躁,三天两头就能因为一些小事起冲突。“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我做不了,我都觉得我做不了。”他说。

陈泗翰在少管所里做的最多的事是观察和思考。刚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想说。可是很快他就发现,少管所也是一种集体生活,“你不说话可能别人会想歪,反而不好。”他观察别的老犯,学习如何快速适应这个环境。观察其他班组长,学习好的管理方式。还要观察监室里的其他孩子,有人起了冲突,白天参加劳动,他手上在动,脑子里在想,如果是我和别人发生冲突了,我会怎么化解?想清楚了再跟监室的孩子沟通解决方法。

“你不能任由他来,给他一种感觉说,我是杀人犯,你就管不了了,你马不了他。”马,在贵州话里可以理解为欺负、掌控的意思。

有些班组长喜欢用打或骂的方式解决矛盾,他们在外面就是各种“老大”,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但陈泗翰从来不用暴力,“我不想用,也不屑用。”

洪其俊印证了这个说法。当初他带了陈泗翰几个月,陈泗翰就开始带其他新犯,“他带新人的时候,教东西教得很仔细。”陈泗翰还能把他没讲过的,但同样需要注意的地方归纳出来,提醒新犯们注意。他记得新人们的生日,买了些小零食,“当生日礼物全部送出去”,实在没条件,也会说一声“生日快乐”。

每个新来的少年,他总要先看一遍个人资料,了解他们的家庭、社会背景,“了解之后,你才知道该怎么去对待这个人,用哪种方式哪种语气。”看多了之后陈泗翰发现,送进来的少年大多成长于单亲家庭,或是留守儿童,大人在外打工,学校管不住,他们就在街上无所事事,早早地混社会,经常出去了又再被送回来。

这些孩子大都耐不住性子听人讲道理,可陈泗翰的职责之一,就是定期和监室的孩子沟通,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几年下来他慢慢总结出一个方法:先跟他们说只问三个问题,对方一听,也不多,那就听听。

说话的同时要观察他们的表情。陈泗翰在书上看过一个微表情理论:真实表情只在0.5秒钟里一闪而过。“可能他现在还在附和你,可是在这之前,他可能已经有一个不屑的表情,或者去摸一些东西。”谈话该停止了,“他已经不想听了,说多了他反而会反感。

许多孩子都说他是最文明的班组长,“在我手里过来的这些新犯,反正都比较幸福。”

他在少管所申请了大专的法学专业,还读了个中专,是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他写诗,写唱给母亲的歌,诗发表在少管所的内部刊物上,拿了几十块稿费,陈泗翰说,当时一个监室里的孩子有点羡慕,跟他说,“你的字好值钱啊。”陈泗翰有些得意地扬起眉毛。

今年年初,所里根据孩子们上一年的表现举行表彰大会,陈泗翰拿了好几个奖,得了一堆奖品,都是吃的,最诱人的是六个大汉堡,自己吃了两个,其余的带回监室,分给朋友。

服刑期间,陈泗瀚获得两次减刑——分别为6个月和8个月。2020年5月,代理律师林丽鸿向检察院提交假释申请,获批。

8月25日假释出狱那天,他把写过的文章、歌词全撕了,一点不留。几大箱书他也没拿,还有吉他、脸盆、被褥……他把那六年积攒的所有东西留给了狱友们,只带走了厚厚的一沓信。

少管所里的生活 图/中新网(图文无关)

我们不一样

李荣惠把陈泗翰要出狱的消息提前告诉了几个初中同学,这让他有些烦恼,“我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我就想安安静静地回家。”

离开少管所那天,他接到了几个初中朋友的电话,六年过去,他们已经是大四学生,忙着找实习、考研。电话的时间很短,朋友们说之后找机会见面啊,他说好。没有别的话可说。

“说实话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怎么聊,说几句好像就没什么话题了。”他垂着头,声音轻得快要听不见。

还在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他的同学曾经在上课时偷偷地撕下一页稿纸,躲在垒起的教科书后给他写信:高中压力更大了,作业更多了,“闹钟响起,一刻都不能缓”。有朋友在信中说,“想知道你那边的情况,认识了哪些人,他们怎么样?荤菜的肉多不多?素菜的味道好不好?那边你是不是最高?”

也有人埋怨他,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信,你的回信只有一两封?

少管所里不是时时有机会写信,而且陈泗翰没办法写更多所里的事情,“里面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姿多彩,其实提笔不知道怎么去写。”

后来,外面的朋友们上高中、上大学,生活越来越繁忙,写信的频次也降低了许多。

他知道自己的圈子早变了,身边的少年不会每天比赛解数学题。抢劫、强奸、伤人,甚至杀人,这是他们身上背的罪名。

他也认识了新的朋友。聂思齐在2018年认识陈泗翰,一次集体活动上,他主动找陈泗翰聊天。他们都是瓮安人,都在瓮安四中读过书。他甚至和“老大”龙哥是同一届的同学。如果不是少管所的这段经历,聂思齐觉得他跟陈泗翰或许永远不会有交集。陈泗翰就是他印象中最典型的好学生,即使在看守所和少管所待了六年,他好像还是那个好学生,没有一点改变。

聂思齐和洪其俊都用“单纯、真诚”来描述他。洪其俊愿意跟陈泗翰说心里话,“在里面找一个这样的人不容易的”。好几次,洪其俊发现他刚跟一个人说完自己的心事,转头整个监区都知道了。有人表面听着,暗地里骂他傻子。但陈泗翰从来不会这样。聂思齐曾经因为一件事“落了难”,所有人都远远走开,只有陈泗翰当他是朋友,无条件的信任他,陪着他。

在所里聊天,说得最多的一直是出去后的计划。洪其俊想出去打工,攒够了钱去报个厨师培训班,他想当大厨。聂思齐想的是可以回去帮家里打理生意,他唱歌好,长相不错,或许也能在抖音上当个小网红。而陈泗翰始终说想继续读书。“他相信自己还可以学习,可以进步,可以成长,可以重新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聂思齐说。

2017年洪其俊出狱,陈泗翰告诉他家里的电话或地址。洪其俊给李荣惠打了电话,还加了QQ。今年年初,聂思齐也出来了,到福泉看望李荣惠,跟她说了半小时陈泗翰的近况:他跟监室的孩子相处得都好,没有人欺负他,管教干部们也很喜欢他,但陈泗翰不习惯里面的饮食,有点瘦,回来可以补补。

李荣惠接过两三个类似的电话。那边说“阿姨,我是陈泗翰的”,每次都会卡一下,李荣惠感觉得到,他们是在犹豫该说自己是“狱友”还是“朋友”。这些电话让她对儿子的近况更放心一些,但她不知道,怎么和儿子的这些新朋友相处。

洪其俊经常在QQ上问她,“陈泗翰什么时候出狱?他最近还好吗?”李荣惠看到了,却很少回复。洪其俊后来去广东打工,也减少了联系,“可能他父母也不希望他跟我们继续来往。”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

聂思齐原本要去接陈泗翰出狱,因为要当天出差,没能去成,就提前给他买了新衣服、新鞋子寄过去。出狱后,除了聂思齐,陈泗翰还没有跟更多所里的朋友联系。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属于那个地方。在里面,他总会提醒自己挺直腰背,这是他训练自己的方式,希望有更多的自制力。他也染上了一些“坏习惯”,比如说脏话。“有时候和他们交往很难避免,还没反应过来就说出来了。”回家后,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再说脏话,他有些欣喜地说,成果还不错,“我没有控制不住自己,没有说过一次脏话。”

但他和以前的朋友们也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了。“我们本来走的都是同一条直线,但是我拐了一个弯,然后再慢慢变成直线,而他们一直是直线,就不一样了。”他又说了一句,“肯定不一样的。”

童年时期的陈泗翰 受访者供图

重拾生活

福泉变了许多,在他上初中时,中心城区只有小小一块,他们如今住的安置房小区在当时还只是一片荒地。离家几公里外,还新修了一座道观,过去几年,李荣惠跟着里面的师傅练太极,以此抒发郁结在心里的种种情绪。

但陈泗翰没有欲望探究这个城市的变化,他宅在家里,保持着早上6点起床的习惯,到附近的操场慢跑几圈,有时做深呼吸,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他觉得左背上的肉色伤口隐隐发痛。

上午开始练吉他,抱着琴,只要不喊停,他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弹下去,不需要停歇。下午他开始看法律书籍,律师林丽鸿鼓励他继续学习法学,可以去律所给她当助理。

他对申诉没有太大兴趣。但代理律师认为,“这是一起教科书式标注的正当防卫,应当依法再审改判。”2019年6月25日,林丽鸿曾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陈泗翰故意伤害案再审申请书,未获回应。他跟父母提过放弃。过去六年是父母一路奔忙,太辛苦。当初李荣惠为了给他求一份谅解书,在李家父母面前下跪求情,他在看守所里听了,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你们不要再去求了,大不了我就坐八年牢。”

在少管所读法学时,课堂上讲过正当防卫,他当时只觉得那是一条很短的法律条文,从来没想过把自己的案子套进去分析,“没有那种条文说减轻和从轻就应该是几年,这是法官在规定范围里自己斟酌,我们不是法官,反正都不关我们的事。”

聂思齐一直很担心陈泗翰的状态。在他出狱前,他觉得陈泗翰的状态又不对了,“以前他也内向,但那是正常的好学生式的内向。后面那段时间,他除了和我说说话就不怎么开口,是那种有心事的内向。”

陈泗翰的心事有很多。“那些人始终跟他不一样。”聂思齐说,陈泗翰在所里没有几个真正说的上心事的朋友,他出狱了,陈泗翰更加没有可倾诉的对象。还有他的案子,“他是觉得挺无奈也挺无力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成既定事实了,到最后吃力不讨好,反而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大,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许多人离开了瓮安。四中的学生已经没有人知道金盛或李明明了。李明明的老家离瓮安县城只有半个小时车程,但一路需要翻越数不尽的连绵山头。村庄里没有中学,为了让他得到好的教育,他的父母才将他送进县城求学。李明明的父亲拒绝了采访,奶奶一听到孙子的名字,情绪激动:“天天来调查调查,我们是杀人还是放火了!”

龙哥还一直在瓮安生活,网咖的前台,KTV里的男服务员,桌球室的码球小妹,都见过他带着几个朋友来消费玩乐。事发地附近的虎鹰扎啤店早已关闭,变成一排足疗按摩店、粮油店、小吃店。四中门前的小吃街换了一拨又一拨店家,他们不知道几年前四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少年重伤,赔上了六年,另一个少年则永远闭上了眼睛。一直存在的似乎只有那片校园江湖。

虎鹰扎啤店已难觅踪迹,变成了一排小吃店、足疗店和粮油店。图/李晓芳

在四中门口开奶茶店的25岁老板小杨刚到瓮安一年,附近巡逻的警车时常会停在路边,到他的店里买杯柠檬茶。等饮料的几分钟里,警察们跟店主小杨闲聊,说瓮安的少年生猛得很,前几年学校里还经常有打架斗殴事件,十几岁的男孩把刀子、棍子藏在书包,带进校园。这两年校园安静了不少,少年们也学乖了,不在学校里打,跑到校外无人管束的地方。

一次在吧台给几个四中的女孩做饮料,小杨听到其中一个女孩满不在乎地说,她要花钱找几个校外的人打班里的另一个女孩。小杨有些震惊,“你敢相信吗?花几百块就可以随便打另一个人。”小杨上中学时也被校园里的不良少年们刁难过,他们直接将刀塞在桌肚里,隔壁班的一个男孩被他们打破了头,鲜血流了满脸。“哪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事吧。”小杨的语气没有太大波动,仿佛这是再常见不过,又无需注入太多关注的平常小事。

9月3日,最高法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提到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谁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其中指出,在“有过错的一方先动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侵害的,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的规定下,在案件性质的认定上要结合过错,绝不能为息事宁人而牺牲法律原则。

律师把意见文件发给李荣惠,李荣惠仔细看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文件好像就是按着陈泗翰的案子写的一样。你说是不是?”

她从来不会主动跟陈泗翰聊少管所里的事,担心聊到一些难过的事,“我不逼他,他愿意说的话,我就听着。”前段时间,她带陈泗翰去剪头发、买衣服、换身份证,她感觉陈泗翰更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了,总会攥紧她的手,1米8的个子贴在她身后。到派出所时,她的手被握得有点疼,陈泗翰靠过来,悄声说,“妈妈,我真的不想来这里。”李荣惠说,“他拉着我的手,好像还停在14岁的时候。”

在少管所时,陈泗翰觉得只要回了家,还可以继续读书,重新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真的回了家,他发现自己没有更远的规划。他想先安稳地度过假释期的最后6个月,现在他每天需要按时向司法所的干部报到,连福泉都不能离开。

陈泗翰告诉李荣惠,他想去看看大海。李荣惠想,是要去的。等到明年3月,陈泗翰的假释刑期满了,一家人要一起去,“我非要对着海喊一喊,太恼火了。”陈泗翰只笑笑,趴在母亲肩头。他其实只想坐在海边,安安静静地,什么都不想。

(除陈泗翰、李荣惠、陈善坤、林丽鸿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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